1945年4月，父親辭去第四戰(zhàn)區(qū)職務，到重慶任軍政部主任參事。他卸下重擔后，就有時間與諸多友好閑游山川，吟詩作賦。1946年1月，父親同何遂、陳孝威冒雨登上重慶北碚縉云山，留詩畫合璧于縉云寺漢藏教理院。詩曰：“舊境重尋嘆獨勤，任他春已盡三分；筍輿十里松陰路，細雨斜風上縉云！”父親也曾帶我們到重慶南溫泉拜訪日本知交鹿地亙先生一家，母親和鹿地夫人也是好朋友，兩家相聚整整玩了一天，那種輕松愉快、自由自在、有歌有舞的誠摯氣氛和開懷暢飲的場面，在我年輕心靈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1950年父親遇害后，我還在上海報紙上讀到鹿地亙與日共領袖樵野的談話，回憶抗戰(zhàn)勝利后父親訪日與他談心的情景，深為父親的去世而哀悼（見《上海新聞日報》，1950年8月14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zhàn)敗投降，中國八年抗戰(zhàn)終于取得了最后勝利，舉國上下無不歡聲雷動。當人們正期待民族振興、國家富強之時，內戰(zhàn)陰影已逐漸籠罩中華大地。我們全家陸續(xù)回到久別的南京，租居于湖北路翠瑯村一號，與父親的摯友胡雄（時任江寧要塞司令）為鄰。國民政府國防部改組，父親任史料局局長，負責修戰(zhàn)史，擬脫離內戰(zhàn)干系。父親在其《自傳》中曾自我檢討說：“會性忠厚，待人以誠，一生成敗皆系于此。以能盡力為人助，故能得生死患難之交。以待人誠篤，故或見款于小人，頗受其累！”回到南京以后，家中依然親朋不斷，父親在客廳邊通廊圍一小客房，甚是簡陋，但路過南京的同鄉(xiāng)同窗，寧可不住旅店，也要在我家小住幾天。如王冷齋伯伯（“七·七事變”時的宛平縣縣長）、陳長捷伯伯（同里同窗、傅作義舊部，天津戰(zhàn)役被俘，后特赦）、李黎洲伯伯（福州名士）、施秦禎伯伯（同鄉(xiāng)同學，上海巨商）、吳仲禧伯伯（同鄉(xiāng)同學），等等。仲禧伯伯因被誣告遭扣押，父親憤而去找監(jiān)察局局長講理，并親自派車接到家里住下。父親不僅對友以誠，對晚輩也十分關愛。我的高中同學好友羅伯鵬，是個孤兒，畢業(yè)后無家可歸，深得我父母的幫助，和我一道從貴州回到南京家中，和我同吃、同住、同游、同考大學，直到他北大物理系研究生畢業(yè)，當了國防科技大學教授。浙江大學農(nóng)學院貝時璋教授的助手陳柏林，也是我在湄潭浙大附中讀書時的好友，被嫌疑為共產(chǎn)黨，扣押于貴陽監(jiān)獄。父親不顧一切連電貴州省主席楊森，請求保釋，方免于難。父親自詡，此生救人危難之事不知凡幾。

抗戰(zhàn)勝利，內戰(zhàn)爆發(fā)，接收官員巧取豪奪，貪污腐化泛濫成災；濫發(fā)金圓券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父親以愛國愛民赤子之心，極感焦慮，在家與摯友交談，不斷喟嘆：“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他對蔣政權似已徹底絕望。李以劻（原國民黨將領）在回憶文章中有如下片斷表述——蔣介石通過親信個別談話調查下屬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