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親相處的最后日子

1949年2月，父親初到福州，當時正值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tǒng)和中共和談。一天，父親突然接到李宗仁電召他回南京并擬調(diào)任總統(tǒng)府參軍長之職。正好學校即將開學，我跟父親一道坐飛機回到南京中央大學報到，父親則住在太平路安樂酒店。4月1日，南京學生舉行大游行，警備司令張躍明下令開槍，發(fā)生慘案。第二天，我和幾位老同學去酒店看望父親時談起此事。父親對同學深表同情，說：“日子不會太久了。”同時還告訴我：“李宗仁下不了決心，他不接受中共八項條件，我在南京沒什么事好做了，明天就回上海?！彼o我留下身上僅有的20元美鈔。這是我和父親的最后一次見面。4月20日，父親從上海來長途電話，一再要我回上海暫避，他怕“子彈不認人”。我說：“幾千個同學都留校應(yīng)變，請父親放心?！彼f我來上海，可以轉(zhuǎn)香港，也可以轉(zhuǎn)北平念書。我仍堅持以不變應(yīng)萬變，迎接解放。我大哥美成于1946年夏從武漢大學放假乘船（東亞輪）沿長江東下回南京，不幸輪船失事沉沒，連尸體也沒有找到。因此，父親對我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啊！4月22日下午，解放軍開始攻城，父親又讓江寧要塞司令胡雄在撤退時開吉普車拐到學校找我，要我立即隨車東撤。我一再感謝胡伯伯在如此緊急關(guān)頭還關(guān)心我，但還是婉拒了他。從此我們一家骨肉分離各奔東西，一晃就整整一個甲子。第二天，“解放區(qū)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聲響徹南京全城！4月24日，也就是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我曾去位于中山北路的原國民黨海軍部拜訪了林遵伯伯（他在南京解放前夕率領(lǐng)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起義）。林伯伯是父親的摯友舊交，常來我家與父親閉門談事。當時，由于形勢還比較緊張，我在林伯伯那吃了午飯就匆匆告辭了。

福州解放前夕，父親受命與母親、小妹學成、小弟健成飛臺后，兩岸隔絕，再無音信。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走訪在北京白塔寺寓所的何遂伯伯。老人談起1949年底逃離臺北情景時聲淚俱下。當時臺灣風聲已經(jīng)很緊，情況很不好，父親一再催促他趕快離開虎口，以防不測。父親對他說：“我不要緊，有國防部參謀次長這塊牌子掩護，你快走！”就這樣，父親替他買了去香港的飛機票，第二天親自開車把他送到飛機場，直至上了飛機才離開。老人說：“你父親和我40年至交，情同骨肉，非同一般。他關(guān)心我勝過關(guān)心自己，不意從此竟成永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