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對于領土較大的國家，比如加拿大和印度，它們不斷發(fā)展的商業(yè)活動同時也發(fā)揮著外交活動的作用，只是這種外交沒有正式外交那樣考究的禮儀形式罷了。現在的企業(yè)與國家一樣，都擁有自己的一套發(fā)展大戰(zhàn)略。軍火中間商和石油公司是最明顯的例子，向我們絕好地展示了這些經濟大使是如何跑遍整個地球搜尋勞動力、燃料、食品和消費者的。世界上排名前100位的經濟實體中，有半數都是企業(yè)。在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上，企業(yè)的臨時展館與國家館并肩而立，供公眾參觀。美國彭博資訊公司在全世界擁有成千上萬名記者組成的龐大的信息網絡，每天報道的信息如潮水般涌向各私有終端。它已不僅僅是令《紐約時報》和《金融時報》加在一起都相形見絀的媒介巨頭，還有效扮演著世界上最大的私營情報機構的角色，具有超強的過濾能力，能夠幫助客戶從數以萬計的信息中遴選出自己想要的內容。如今在全球范圍，私募股權基金紛紛購入耕地、黃金和其他資源，以此換取進入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機會，成為西方政府的友好中介。國家的正式文件和書面指令充其量只能在供應鏈、特別經濟區(qū)域、重建項目等方面發(fā)揮效力。政府或許能夠嘗試著監(jiān)測和管理企業(yè)，但無法控制企業(yè)。

此外，“企業(yè)公民”一詞從前還是新奇的矛盾修飾語，現在已成為一種陳詞濫調。如今，無論修建一個機場還是開發(fā)一種新藥，關注市場和消費者需求的企業(yè)在其中發(fā)揮的作用幾乎等同于政府，或者比政府的作用還要大。匯豐銀行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以其在機場登機通道刊登的頗具“視覺值”的多元文化特色廣告聞名。該銀行在全球83個國家設立了20 000個營業(yè)網點，擁有30萬名雇員及1.5億位客戶。在這個人們對現金結存和公民身份同等關注的世界上，這樣的銀行提供的可信賴服務扮演著保障客戶生命線的重要角色。秉承米爾頓·弗里德曼式“在商言商”思想的商人們發(fā)現，商業(yè)活動越來越難以擺脫隨之而來的公共責任的約束。他們明白無利可圖會導致企業(yè)不可能持久，因此不斷積極尋求利潤可持續(xù)化的發(fā)展途徑。英國公司法規(guī)定公司要如實匯報其經營活動對社會和環(huán)境造成的影響。這說明市場激勵機制和政府調節(jié)措施是能夠齊頭并進的，而且不會有錯：前者是必不可少的。

技術和金融的迅猛發(fā)展撕裂了國家邊界和國民身份認同之間的聯系。在古代的安納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商人積極融入外國社會，以便與當地居民建立文化和商業(yè)聯系。如今，貿易僑民再次成為國際經濟和政治聯系的重要驅動者，正在顯現的“中華文化圈”就是很好的證明，太平洋沿岸地區(qū)的5 000萬海外華人構筑起這一群落，其勢力一直擴展到安哥拉和秘魯。中國已開始出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激勵機制，吸引海外華人越來越多地向中國大陸地區(qū)投資。在印度，有2 000多萬的印度人分別聚居在波斯灣、東非、英國。此外，印度僑民在硅谷也形成了“德西”遷徙群體，在當地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世界上100多個國家都賦予了海外僑民選舉投票權，11個國家在議會為海外僑民保留了席位。2009年，黎巴嫩流亡國外的政黨團體從遙遠的加拿大等地趕回來參加議會選舉。無論是國外僑民還是跨邊界經濟依賴關系都有可能制造出無法預測的政治和社會裂痕。試想，如果印度政府開始為其成百上千萬客居阿拉伯國家的工人同胞呼喚政治權利，那么阿拉伯的君主政治會變成什么樣呢？要知道，這些工人與當地人口的數量之比高達5∶1。

在新中世紀世界，根據國籍、職業(yè)、宗教、種族甚至在線頭像的不同，人們或許會擁有多種多樣的身份。公司的人才套利行為已升級成國家的公民套利行為，比如卡塔爾這樣的小國一直試圖從海外引進最優(yōu)秀的運動員和工程師，再比如美國對在伊拉克作戰(zhàn)的拉美裔士兵啟動了快速獲取美國公民身份的通道。迪拜甚至雇用南非和澳大利亞籍官員執(zhí)行商業(yè)外交政策。他們中有人最近發(fā)出這樣的疑問：“為什么不能為業(yè)務遍及全球的人簽發(fā)全球護照，現在誰還會只代表一個國家呢？”

在金錢、權力和基于血緣的信任關系之外，人們對信仰的忠誠度正在不斷加強。伊斯蘭教如今的傳播速度與其在7、8世紀同樣迅速。在埃及和黎巴嫩等地，伊斯蘭教呼吁實現政治和社會平等，那里“穆斯林兄弟會”和“真主黨”既是政黨也是民眾福利的提供者。基督教也在非洲、拉丁美洲甚至中國重新落地生根。同時，在美國，成百上千萬美國人走入新教大教堂，在彌賽亞神圣的預言召喚下表達自己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