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書和打兩種虐政混合使用，落到后來，相當多私塾都給小孩以苦難，因而也造成許多小孩的墮落。胡適本人成了名學者，胡適所讀的書塾卻造成不少墮落學生。

若按胡適所述，成敗的因素有時和學生的資質(zhì)完全無關(guān)：“我們家鄉(xiāng)的蒙館學金太輕，每個學生每年只送兩塊銀元。先生對于這一類學生，自然不肯耐心教書，每天只教他們念死書，死背書，從來不肯為他們講書。”于是他們自然毫不覺得讀書有趣味，因為全不懂得書中說的是什么。因為這個緣故，許多學生常常逃學。只有胡適一個人不屬于這兩元的階級，因為他的母親渴望兒子讀書，所以學金特別優(yōu)厚。她囑托教者為胡適講書。因而念的幾本書雖然有許多是鄉(xiāng)里先生講不明白的，但每天總遇著幾句可懂的話。

有時不喜歡讀書更涉及相當偶然的個人因素：與胡適同一書塾的堂兄弟，因為自小與父親在外地長大，口音和家鄉(xiāng)的塾師不同，往往讀“錯”字音而被打。胡適《四十自述》頁43。于是這些天資不笨的孩子討厭讀書，他們的出路自然是逃學，寧愿躲在田里睡覺捱餓，也不肯讀書。這些墮落的小孩于是以不成才的多，寫成自傳的更是絕無僅有。不過也有些逃學的小孩最后事業(yè)有成的，五歲多一點的蔣夢麟，讀《三字經(jīng)》讀得莫名其妙，恨透了家塾生活，于是趁老師不在意的時候，一溜煙跑回家中，躲到母親的懷里，第二天由奶媽送回塾中，而老師也佯作不知他逃過學。毛澤東十歲時也因為教師常常打?qū)W生而逃學。他這一逃，怕挨家里打，不敢回家，向縣城方向流浪了三天。被家人找回后，他的家人和教師對他都沒有呵責。蔣夢麟《西潮》頁37；毛澤東《毛澤東自述》頁6。沈從文是真正長期逃學的“墮落”小孩，他后來成為著名的文學家，可說是這些“墮落”的小孩中的異數(shù)。

沈從文的自傳中談完家庭第一件事便是談逃學，《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實實在在是一闋逃學的贊歌。

雖然逃學會受家庭和學校雙重責罰，在學校還要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子的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但“我的心總得為一種新鮮聲音，新顏色，新鮮氣味跳。我得認識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應(yīng)當從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卻不需從一本好書一句好話上學來。似乎就這樣一個原因，我在學塾中，逃學紀錄點數(shù)，在當時便比任何一人都高”。“我生活中充滿了疑問，都得我自己去找尋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時便有點發(fā)愁。就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處去看，各處去聽，各處去嗅聞”，結(jié)果能逃學時他就逃學，不能逃學也只是在塾中做夢。

逃學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去游泳，天氣好時便到城外山上去玩，捉蟋蟀，偷園地里的李子枇杷；天氣不好也可以到廟里，看人絞繩子、織竹器、做香，看人下棋、打拳，以至相罵。有時又去看殺人處留下的尸體，拾一塊小石頭，在那污穢的頭顱上敲打一下，或用木棍去戳戳，看看會不會動。沈從文認為，他的一切關(guān)乎人生的早期閱歷，都來自逃學時所接觸的大自然，可以說沒有逃學就沒有文學家的沈從文，他是少數(shù)從逃學中得益的孩子。

就是這樣的沈從文，進了新式小學后，雖然“照例什么都不曾學到”，但卻不用逃學了，因為學校不背誦經(jīng)書，不隨便打人，也不必成天坐在桌邊。每天不只可以在小院子中玩，互相扭打而不為先生約束，七天照例還有一天放假。學校既不嚴格，四個教員中又有兩個是表哥，于是想外出的沈從文大可請假呢。沈從文《從文自傳》頁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