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0年代后半期，國民黨政府對輿論加緊打壓，而政治沖突也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使得公共領域的空間日趨狹窄。即使在這樣的時刻，儲安平主編的《觀察》、王蕓生主筆的《大公報》等，依然堅守代表公眾的公共立場。儲安平在《觀察》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的《我們的志趣和態(tài)度》一文，明白表示：“在這樣一個國事殆危、士氣敗壞的時代，實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穩(wěn)、嚴肅的言論。”他聲明，本刊決非政治斗爭的場所，只是發(fā)表政論的獨立刊物，對于政府以及各個方面，都將作“公開的批評”。正因為《觀察》獨樹一幟的客觀、公正、理性的公共性質，使得它的發(fā)行量在短短兩年間上升到十萬多份，無論其報道或評論，在1940年代末的讀者圈中都擁有很高的權威性。盡管不久以后《觀察》等刊物一一被查禁，公共領域被無情摧毀，但從梁啟超到儲安平所代表的公眾精神，在歷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輝的不朽篇章。

研究至此，我們可以有一個簡單的結論了。

第一，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完全可以作跨文化的應用，用來理解和解讀現代中國所出現的公共空間和公眾輿論這一組現象。從現代中國公共領域的理念和實踐來看，它們具有公共領域最基本的普世特征：由獨立的、具有理性能力的公眾，在此空間之中從事公共批判，形成公眾輿論。

第二，不過，中國的經驗不是對歐洲的簡單重復和模仿，它具有自身的獨特性。中國的公共領域，不僅僅是一個西方移植而來的外來理念或結構，它在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中，擁有自身的本土資源：儒家式的民本主義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議傳統(tǒng)等等。這些傳統(tǒng)因素在清末公共領域最初的形成和合法性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現代中國，有兩種公共領域：一種是現代地方性士紳與城市的管理型公共領域，另一種是現代全國型知識分子與都市批判型公共領域。批判型公共領域，與以市民社會為基礎、以資產階級個人為基本成員的歐洲公共領域不一樣，其在發(fā)生形態(tài)上基本與市民社會無涉，而主要與民族國家的建構、社會變革這些政治主題相關。因而，中國的公共領域從一開始就是以士大夫或知識分子為核心，跳過歐洲曾經有過的文學公共領域的過渡階段，直接以政治內容作為建構的起點;公共空間的場景不是咖啡館、酒吧、沙龍，而是報紙、學會和學校;在風格上缺乏文學式的優(yōu)雅，帶有政論式的急峻。

第四，威脅中國公共領域發(fā)展的，不是哈貝馬斯所分析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權力和金錢的軟性滲透，而是無法在社會制度內部獲得穩(wěn)定的體制化和合法性，以及日益受到黨派斗爭的影響，難以保持獨立的、超黨派的公共性。

第五，由于現代以來的上海一系列特殊的條件：江南士大夫的地域文化傳統(tǒng)、租界所提供的特殊政治空間、西方文化和制度的示范性作用以及新型知識資源和人才的高度凝聚，使得上海成為了現代中國公共領域無可爭議的中心。中國公共領域的命運，與上海的風云變幻息息相關?，F代上海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國公共領域的興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