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后半職業(yè)生涯，從1932年到1968年，德萊葉是電影業(yè)的邊緣人。他每一次有機會站到攝影機后，都像是一次意外。1936年，他本來計劃好拍法、意合資的《穆敦杜》，已經(jīng)在索馬里準備了好幾個月，結(jié)果他突然放棄了，因為不堪容忍制片人安排的女主角?！斑@群商人坐在巴黎的客廳里想當然地指手畫腳，完全不顧我?guī)讉€月來深入非洲的準備工作。”[1]

《穆敦杜》的風波過后，德萊葉也有過幾次選擇的機會。20世紀40年代，他得到丹麥政府津貼，拍了一些紀錄和宣傳短片。大多數(shù)時候，德萊葉是被淡忘的，偶爾當電影界惦念起30年代曾涌現(xiàn)過的“優(yōu)質(zhì)電影”和“藝術(shù)電影”，德萊葉才有機會重回人們的視野。

《憤怒之日》就是這樣誕生的。1940年德國入侵丹麥，切斷丹麥對美國法國的電影進口業(yè)務(wù)，國內(nèi)電影市場一時間要找米下鍋，丹麥只好重振國產(chǎn)電影。德萊葉長久以來無意于和丹麥電影界合作，但在戰(zhàn)時，國外投資沒有眉目，而國內(nèi)重興的電影制作熱潮讓他看到一線機會：“在一個完全封閉了的環(huán)境里，我唯一考慮的是如何能再次接近電影?！盵2] 他為政府拍了一段短片，證明自己功力仍在，隨后給北歐公司寄了一份劇本。北歐公司是猶豫的，但帕拉丁公司即刻答應(yīng)了，并且許諾德萊葉會得到足夠的創(chuàng)作自由。德萊葉全情投入籌備和拍攝，他搬到Hellerup附近，為了能離片場更近。在每日拍攝完成后，他繼續(xù)工作至深夜，這是自《撒旦日記》以來的習慣：“我全身心地投入，我惦記影片的每一個細節(jié)?！盵3]

然而拍完《憤怒之日》，并沒有后繼的合約。瑞典制片人戴姆林訪問哥本哈根時，提議德萊葉去斯德哥爾摩工作。戴姆林甚至買下了德萊葉很感興趣的劇本《兩個人》。盡管老天和他開了個玩笑，他買下版權(quán)前兩天，恰逢這戲在瑞典公演。這個看似萬事俱備的項目終因德萊葉的固執(zhí)破產(chǎn)：只因他不能接受戴姆林安排的男主角。自此以后，他至死不愿碰《兩個人》。曾有人問起這個劇本，他聞言即怒：“這個電影不存在！”[4] 固執(zhí)的德萊葉贏了，和他失之交臂的《兩個人》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直至被埋沒在時間的塵埃里。我們現(xiàn)在記得，在《憤怒之日》后，他執(zhí)導(dǎo)了《諾言》。十年磨一劍，這也成了德萊葉傳奇的一部分，正如羅伯特·克拉夫特對韋伯恩的評價：“沉默不僅彌漫在他的作品中，更彌漫在他的作品與作品之間。”[5]

[1]　Kvinden, der var skyld, af Carl Th·Dreyer Rejste hjem fra Afrika! 刊載于Ekstrabladet，見丹麥國家電影資料館檔案。

[2]　Rechendorff: Skulde jeg lave Filmen igen, blev den lige saaden , 原文刊載于1943年11月17日BerlingskeTidende。

[3]　Pierre: Falske Forestillinger om Renassancetiden? 刊載于1943年11月18日Ekstrabladet 。

[4]　Carl Dreyer，收錄于Sarris編輯的Interviews ，第162頁。

[5]　Robert Craft: Webern ，系Webern: The Complete Music 專輯附帶手冊，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