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生物科學也以類似的方式離決定論越來越遠。例如，理查德·道金斯的著作中盡管頗有決定論色彩地認為，包括人類在內的單個有機體只是“生命期漫長的基因進行短暫的結合所制造的生存機器”，但他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表明，基因“只是在統(tǒng)計學的意義上決定行為……（它們）并不能控制自己的創(chuàng)造”。他的達爾文式進化論“對未來是一無所知的”—自然沒有預先制定一個藍圖。進化的關鍵其實就在于復制基因分子（比如DNA）不僅制造錯誤也重復錯誤，所以“看上去很細微的變化也會對進化產生巨大影響”。“基因沒有預見性，它們并不會提前把一切規(guī)劃好?！钡澜鹚怪辉谝环N意義上算是個決定論者，因為他排除了“壞運氣”在自然選擇過程中的作用：“就本身來說，運氣是隨機發(fā)生的，一種基因不斷地遭到淘汰并不是它運氣不好，而是因為它就是一種壞的基因。”因此，那些能夠從命運的殘酷選擇中幸存下來的個體原本就被設計了這樣的能力：基因必須做一項類似預測的工作……但要預測這個復雜世界中的事是相當困難的。生存機器作的每一個決定都是一場賭博……有些個體的基因為他們構建了出色的大腦，讓他們能夠在賭局中做出更準確的決策，其直接結果就是讓他們更易生存并繁衍同樣的基因。我們因此擁有了對痛苦和快樂這些基本刺激的反應，能記住自己的錯誤，能模擬各種選擇，能和別的“生存機器”進行交流。

不過其他進化論者對這種論證提出了異議，因為它仍然站在決定論的立場上認為，一個種族的發(fā)展必然是留存強大的個體[用道金斯對復制形式的其他提法來說就是“模因”（meme）或“表現型”（phenotype）]。正如斯蒂芬·杰·古爾德在《奇妙的生命》中提到的，某些偶然性事件—比如像寒武紀生命大爆發(fā)之后明顯發(fā)生過的環(huán)境災難—的確中斷了自然選擇進程，它們徹底改變了長久以來形成的生態(tài)條件，在一夜之間將為適應這些條件歷經數千年所形成的生物屬性變得毫無價值。那些得以幸存的不是因為基因為他們設計和打造了優(yōu)越的“生存機器”，而常常是因為其發(fā)育不全的屬性意外地發(fā)揮了作用?？偠灾?，研究史前史要完全拋開偶然性因素是不可能的。如古爾德所說，英屬哥倫比亞省有53億年歷史之久的伯吉斯頁巖揭示了多樣化的生物機體類型，證明了傳統(tǒng)進化理論已經過時、不適用了。伯吉斯頁巖中保存的生物機體中究竟有哪些能夠在億年前的那場危機幸存下來，并不是由達爾文自然選擇法則決定的。它們只是一場災難性“抽獎游戲”中的幸運兒。如果災難以別的形式出現，那么地球上的生命會以不同的、難以預測的方式進化。

我們當然可以嘲笑古爾德設想的其他可能的世界，其中生活著的不是人類，而是“海洋食草動物”以及有著侵奪性前肢、胡桃夾子般雙下顎的“海洋食肉動物”（“如果蠕蟲統(tǒng)治著海洋，我實在沒有信心認為南方古猿會有機會在非洲草原上直立行走”）。但古爾德對歷史偶然性作用的評論并不荒謬。由于在歷史學中不能像科學一樣通過重復來驗證進化論，歷史學家們只能建構出一種敘事模式—用他的話說，好比是重新播放一盤想象中的磁帶，然后去思考如果最初條件有所不同或是一連串事件中有一個發(fā)生了變化，結果會怎樣。這不僅適用于說明伯吉斯時期多毛環(huán)節(jié)動物相較于曳鰓動物的勝利，或始新世時期哺乳動物相較于大型鳥類的勝利，也適用于地球自出現人類以來這18 000年的短暫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