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人也是一種政治性動物。人們常以血緣、部落、信仰、國籍、階級以及黨派（也別忘了行業(yè)）為劃分標準，將自己納入某個群體中去，以滿足人類兩個基本需求：尋求安全感（群體可為個體提供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安全保障），以及尼采所稱的權力欲（它來自于統(tǒng)治弱勢群體的滿足感）。尚沒有哪種理論對這種現象進行過充分的闡述，這不僅是因為人們可以維持多種的、重疊的身份，也因為人們通?？梢匀萑膛c其迥異的群體的存在，并且能與之合作互利。只有在某些特殊歷史時期，人們才會接受一種排外的群體身份，而群體之間的競爭有時也會升級為暴力沖突。

本書的首要假設即為這些相互抵觸的欲望—我們簡單稱之為性欲、暴力欲和權力欲—單獨地或共同地壓制著金錢動機（或稱經濟動機）。在某些情況下，政治事件和體制往往主宰了經濟的發(fā)展，它們也是導致經濟起伏不穩(wěn)的主因（請注意我用了“往往”一詞，因為經濟動機有時也會占上風，或成為其他欲望的一個補充因素）。經濟學家們對此心知肚明，卻又諱莫如深。他們將這些干擾他們精心構筑的經濟學模型的因素籠統(tǒng)地稱做“外部沖擊”，試圖將其排除在外。但是將一場人為戰(zhàn)爭視為天災地害顯然無法讓史學家們滿意，作為任重道遠的學者，他們既要研究市場關系，也要把這些“外部沖擊”剖析明白。

誠然，政治學家們曾試圖構筑一種政治變革的模型，本書在感謝經濟學家們的貢獻之外，也為這些政治學家們獻上一份敬意。但是在史學家們看來，試圖構筑并驗證某個公式，以便解釋戰(zhàn)爭的發(fā)生、民主的發(fā)展、選舉的結果，其想法雖可敬，其可行性卻讓人懷疑。若能構建一些假說，并接受經驗數據的檢驗，我們自然不會反對，它畢竟是揭示人類行為“定律”的最優(yōu)途徑。但是這種虛擬模型是否能經受得起經驗數據的檢驗，我們深表懷疑。人類終究不是物理原子，他們有自由的意志，而這些自由意志并不總是理性的。在《地下室手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嘲笑經濟學家認為人類行為皆出于自身利益的假設，諷刺了人類行為先定論的觀念：

你們好像肯定人會自主地放棄錯誤念頭……肯定宇宙中存在自然規(guī)律，無論人的遭際如何，都與他的自由意志無關……人的一切行為都好像排列在對數表里，然后轉到時間表中……這些對數表登記著詳細的計算和對未來一切的精確預報……但是人們因為無聊，什么都干得出來……因為人……愿意以自己喜歡的方式行事，而不是按理性和自身利益的指令行事……人那自由的、不受約束的選擇，不管是多么荒誕不經的奇思，有時那近乎瘋狂的幻想—就是最有利的自身利益，它無法歸納到任何表格中去……一個人可能會故意地、有意識地去做對自己有害的、愚蠢的甚至白癡的事……就是為了證明自己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最愚蠢的事。

歷史也許是“宏偉的”、“多彩的”，但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歷史的鮮明特征就是非理性的暴力：“他們斗啊，斗啊，斗啊；他們此刻在斗，從前在斗，將來也還會斗……所以你看，關于世界歷史你說什么都行……但除了一件事，你不能說世界歷史是理性的。”

本書的核心結論是，金錢并沒有推動世界的運轉，就如《罪與罰》中的人物不會按照對數表行事一樣。而是政治事件，尤其是戰(zhàn)爭，造就了諸如稅收機構、中央銀行、證券市場、股票交易所等現代經濟生活體系。此外國內政治沖突—不僅局限于開支、稅收和信貸這類經濟問題，也涉及宗教、民族等非經濟問題—推動了現代政治體制的演變，尤其是議會和政黨的演變。雖然經濟增長能夠促進民主化進程，但大量的歷史數據表明，民主體制下的政策有時會損害經濟的發(fā)展，而經濟危機（如戰(zhàn)爭引發(fā)的經濟危機）有時卻能促進民主化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