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人們便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民主化程度提高將導致直接稅上漲這一重要因果關系。喬治·漢密爾頓談到1884年改革法案致使更多的選舉人要求增加海軍經費開支：“選舉人數(shù)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摧毀了曼徹斯特派主張的節(jié)儉的舊財稅政策。由于海軍軍費這項新增開支主要從直接稅收入中列支，而近來新近被賦予選舉權的人們并非所得稅納稅人，故而增加海軍費用于其并無害處；此外，撇開這種個人金錢利益的考慮，感情上，工人階級也頗為皇家海軍艦隊感到自豪?！笔紫嗨鳡柌囊渤窒嗤目捶?，他認為1884年的改革法案稀釋了下院中所得稅納稅人的代議權，從而來自非納稅人的議員代表要求增加開支的壓力加大。索爾伯茨警告他的財政大臣，海軍艦隊的經費不準全部從所得稅中列支，他敏銳地觀察到：“困難時期完全依賴財產稅這種做法十分危險，由于財產持有人的政治地位相當薄弱，因此這種做法容易養(yǎng)成惡性的財政習慣。”不僅保守黨有此擔心，自由黨的羅伯特·羅威在對1867年的改革法案進行的辯論中，也預見了選舉權范圍的擴大與納稅人精英階層之間的利益沖突。而邊沁、托克維爾和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這些前輩也對此憂心忡忡。到1913年，這幾乎成了普遍觀點，用伯納德·瑪力特伯爵的話來說：“在現(xiàn)代民主國家……由較貧窮階級構成的選舉權多數(shù)可能會控制政策，使其傾向于該階級利益，而國家收入則主要來源于少數(shù)富有人士?！?/p>

由于一戰(zhàn)期間，所得稅納稅人人數(shù)的增長速度超過選舉人人數(shù)的增長速度，因此選舉人人數(shù)與納稅人人數(shù)之比從原來的7∶1降至6∶1。但是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間歇期中，選舉權改革降低了女性參與選舉的年齡限制，致使選舉人人數(shù)與納稅人人數(shù)之比超過戰(zhàn)前水平：到1935年該比例達到8∶1。《現(xiàn)代英國財政開支歷史》的編著者說：“選舉權范圍的擴大，提高了這樣一些人的政治地位，他們認為應增加公共開支以服務于他們的利益，而必要的國家收入可以通過累進稅制從其他人（富有人士）那里獲得?！痹谶@種情況下，出人意料的是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增加公共開支的壓力并不大，我們隨后再談其中的奧秘。二戰(zhàn)之后，選舉人人數(shù)與納稅人人數(shù)的比例從戰(zhàn)后高于2∶1降低到一個穩(wěn)定水平，約1.7∶1，換言之，即選舉人人數(shù)超出納稅人人數(shù)的70%。這個比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無大的變化。這意味著英國的民主制度賦予1 800萬非所得稅納稅人選舉權（雖然他們繳納一些間接稅），這與福利國家普遍選舉權和普遍繳納所得稅應緊密相連這種說法不符。除了那些收入低于所得稅起征點的工人階級外，這1 800萬人中還包括失業(yè)者、其他福利的享有者、養(yǎng)老金領取者、喪失勞動能力者和學生。鑒于這個群體的規(guī)模，20世紀80年代保守黨仍成功地全面地降低了直接稅稅負，這一點或許有些令人吃驚。

從納稅而沒有代議權演進到不交所得稅卻享有代議權這一現(xiàn)象并非英國特有。19世紀的很多國家都依據直接稅的納稅額來確定選舉資格。1824~1830年的法國對選舉資格限定了最低納稅額，而享有選舉權的納稅人也只能推舉其中40%的人為其代表。19歲以上男性中只有0.5%的人享有選舉權。1830年的革命也沒有改變這一狀況。在路易·菲利普的“資產階級君主制”時期，依然對選舉資格規(guī)定了最低納稅額限定，只是這個限定稍有降低（此時19歲以上男性中1%的人享有選舉資格）。當人們抨擊基佐選舉資格的門檻過高時，他的反應很簡單：“把自己變富些。”同樣，1913年之前，在意大利選舉資格都設定了最低納稅額準線，只不過該準線在1882年有所降低，并且在1919年前都只適用于19~29歲公民。在1918年前的普魯士，下院的三級選舉權制度也是基于直接稅的繳納情況進行劃分，該制度依照納稅人繳納的稅額，將他們分為三級，處于第一級別的人數(shù)少于其他級別，但每個級別的議會代表人數(shù)相同。德意志帝國的大部分邦州也采取相似方法對選舉資格加以限制，只有在聯(lián)邦，成年男性才普遍享有選舉資格。圖6說明歐洲對選舉資格的限制如何從19世紀中期開始減少。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之前，在民主化進程上，英國落后于法國和德國，而意大利落后于英國。而一戰(zhàn)之后，稅收和選舉資格直接的聯(lián)系就此中斷。

在大部分現(xiàn)代民主制國家，擁有選舉權的人數(shù)和納稅人人數(shù)之間存在很大差異，英國的情況并非特例。戰(zhàn)后美國擁有選舉權的人數(shù)與納稅人人數(shù)的比例在1.6∶1到1.8∶1之間波動。但是很多擁有選舉權的人（多數(shù)為非納稅人）并不行使推選其代表的權利，直到20世紀60年代，參與推選議會代表的人數(shù)才超過了所得稅納稅人人數(shù)。1990年，只有6 100萬美國公民參與投票，而所得稅納稅人人數(shù)接近1.14億人（幾乎翻了一倍）。如今，很多美國人傾向于納稅但不行使代議權，與他們殖民時期的祖先不同的是，他們放棄選舉權大都出于自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