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公債正名的另一個理由是它產生的轉移效應并非那么嚴重。法國理論家讓·弗朗索瓦·梅隆在他的《貿易政論》（1736年）中指出，國家債務只是“從右手交到左手的債款，只要體內有必需的營養(yǎng)并懂得如何分配，就不會削弱體質”。這一觀點進而發(fā)展成：從宏觀經濟角度講，債務并不一定比稅收更具負面性。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認為，“對家庭而言，當前的1美元稅收等同于當前的1美元赤字”，這種說法的重要前提是，任何一個對后代有責任感的家庭，都會把將來要交的稅款（政府將用于短期債務的償還）與當前要交的稅款等量視之。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的赤字不過是對征稅的早晚進行調整，從而調整了“實際經濟活動發(fā)生的時間”。而稅收具有紊亂性，即會導致經濟活動產生紊亂，導致經濟發(fā)展無法達到最優(yōu)狀態(tài)，而赤字卻可以緩減稅收對于經濟的紊亂影響，把諸如戰(zhàn)爭、經濟蕭條等特殊事件產生的額外開支推遲到經濟更為繁榮的時期。既然稅收具有紊亂性，那么危機時期公開發(fā)行國債也變得尤為重要。早在一個半世紀前，喬治·康沃爾爵士（他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時期取代格萊斯通擔任英國財政大臣）1855年4月就曾指出：“稅收削弱企業(yè)發(fā)展能力，擾亂行業(yè)正常秩序，干涉資本的正常分配，比政府貸款對公眾更為有害。”牛津經濟學家G·K·里卡茲在同年的講座中說：“繼承被抵押了的遺產好過繼承被稅收抽干了的遺產。”

不過這一切可能只是對一個尚有瑕疵的概念的爭論，人們普遍認識到“赤字”這個詞本身的定義有誤。以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為例，由于當時中央政府預算將劃撥到償債基金的資金也記為開支，故而預算表的末行數(shù)字（統(tǒng)一基金的結余數(shù)）實際上低估了盈余額。另外對“線上預算”的支出和“線下預算”的支出劃分也較為隨意，它只是對經常性支出和資本支出做了名義上的區(qū)分而非本質上的界定。此外，統(tǒng)一基金既沒有包括國民保險基金，也沒包括當?shù)卣蛧衅髽I(yè)的借款（這些都包括在《公共部門借款規(guī)定》中，該《規(guī)定》是1976年推出的衡量赤字的標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該《規(guī)定》相比經過周期調整的《公共部門財政赤字》仍有欠缺，后者剔除了公共部門的財務事項往來的影響（如國有資產私有化），以及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的影響。

關于“赤字”的定義還有更深一層的問題。在現(xiàn)代動態(tài)財政政策中，跨期預算限制是一個重要概念，即“世代賬目”的總額（本代款額與下代款額的合計數(shù)）與政府的未來購買和凈債務合計數(shù)相等?！笆来~目”反映的是在現(xiàn)有政策保持不變的前提下，納稅人終身要支付的稅收凈額（繳納的稅額減去收到的救濟轉撥款）的現(xiàn)值?！笆来~目”下本代款額指本代納稅人為政府總支出所繳納的款額，而政府總支出為政府對商品和勞務的未來購買，加上政府凈負債所得合計數(shù)的現(xiàn)值（凈負債等于政府負債總額減去包括國有企業(yè)在內的政府資產后所得的凈值）。若本代納稅人所繳納的款額不足以滿足政府總支出的話，則不足部分將由下代納稅人繼續(xù)繳納，這便是政府跨期預算限制的零和性。歸根結底，政府現(xiàn)有的債務必須通過長期積累的預算盈余得到完全償付。

然而，改變財政標簽可能會導致世代賬目和政府負債額出現(xiàn)相同金額的增減。例如，假設英國政府把1998~1999年工人的國民保險繳納金記做“貸款”科目，并把按照這些繳納金支付給工人的額外“基本養(yǎng)老金和國家收入相關養(yǎng)老金”津貼當做是對上述“貸款”的“還本付息”，而不是采用“老年稅”（在納稅人領取津貼時進行征稅）的話，這種文字上的改變會使得英國政府赤字增長450億英鎊，而非官方宣布的預算盈余。政府的負債將會提高，相應地，本代款額也會同步提高，因為他們未來的“老年稅”已被記錄在內。下代納稅人的負擔不會因此改變，而本代納稅人的經濟狀況也不會因為標簽的改變而受到影響。每個工人在1998年所繳納的款項，將來也會從國家那里領取同等金額的款項。

因此，政府選擇這種而非那種標簽僅僅是語義學問題，而非經濟學問題。每種標簽都會產生不同的衡量赤字的標準，而在經濟學上，對任何一種赤字衡量標準都不應厚此薄彼。這種被稱做世代記賬法的公共財政研究方法，其產生不過十多年，但已在20多個國家中得到了應用。我們將在第6章探討它的分配意義和政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