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接班人”堂而皇之地寫入黨章

1966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成了毛澤東的接班人，實際上成為黨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會議的選舉結(jié)果雖沒有公布，但事實上在黨內(nèi)外已等于公開化了?！耙粤指苯y(tǒng)帥為光輝榜樣”的強勢宣傳，隨著“三忠于”、“四無限”的造神運動，遍及城鄉(xiāng)，深入老幼。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數(shù)老的領導干部不是被打成“走資派”，就是犯了路線錯誤，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批判。沒挨整的八屆中央委員所剩無幾。特別是反所謂的“二月逆流”之后，又一批南征北戰(zhàn)、功勛卓著的建國元勛們被批判，十大元帥中沒問題的僅剩林彪一人。

在一片“炮轟”、“火燒”聲中，林彪以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的副帥身份號令天下，“緊跟”毛澤東的資望影響更是無人可及。在1967年中央下發(fā)了關于征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在第一條中就提到“許多同志建議，九大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zhàn)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寫入九大的報告和決議中，進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這種借群眾之口的通報，更能有巨大的宣傳效應。

1968年3月，林彪又伙同江青，調(diào)唆毛澤東，制造了“楊、余、傅”事件，打倒了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傅崇碧，進一步掃清了他在軍隊里的障礙。而被他打倒的人越多，就越能證明他的“正確”。這正是那個時代的荒謬。

“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動亂，使惟一能維持秩序的力量——軍隊的地位突出出來了。從1967年起，解放軍奉命“三支兩軍”（支持“左”派，支持工業(yè)生產(chǎn)，支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軍事管制，軍事訓練）。在軍隊的維持下，各地勉強停止了武斗，成立起“革命委員會”。1968年9月，各省市自治區(qū)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但它的主要領導成員大多是軍隊干部，實際是“軍管會”的變種。軍人集團的力量在動亂中崛起。正如當時所言：“地方的問題在軍隊，軍隊的問題在工作?！?/p>

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全會實際是為召開九大的預備會。按毛澤東這時“文化大革命”搞三年，明年夏季結(jié)束的打算，九大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進入“斗、批、改”的收尾階段的大會。這自然是林彪、江青一伙認為趁機撈取政治權力的重大機會，是權力再分配的大會。因此，他們在會內(nèi)會外都加緊了活動。

1968年7月21日，康生親筆寫了一封給江青親啟的絕密信，送上康生排列的第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名單，定為“有問題”的占總數(shù)的71％。在193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里，88人被列為“叛徒”、“特務”、“里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7名被列為“靠邊站，尚未列入專案”，29名被列為“有錯誤的或歷史上要考查的”。

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59人，僅占總數(shù)的30%。而擴大進來的“中央文革”成員，各省市自治區(qū)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解放軍主要負責人等多達74人。甚至還有不是黨員的造反派頭頭也參加了會議。

全會一開始，就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策劃安排下，分組圍攻所謂“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圍攻所謂歷史上“一貫右傾”的老同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不斷遭到批判，甚至有時連請假寫檢討也不允許。

康生給這些老同志扣上“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風”，“為王明路線翻案”等罪名。

江青把“中央文革”搞亂軍隊的罪責轉(zhuǎn)嫁給這些為穩(wěn)定黨和軍隊而抗爭的老同志，顛倒黑白地誣蔑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亂軍”。

謝富治攻擊說，“朱德同志從到井岡山的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云都是搞修正主義的”。

黃永勝誣蔑朱德“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野心”，“想當領袖”；誣蔑聶榮臻“一貫搞山頭主義，搞獨立王國，突出他個人，搞反動的多中心論”；誣蔑葉劍英是“‘二月逆流’的俱樂部主任”；誣蔑徐向前“沒有做過有益于黨和人民的事”。

吳法憲當面對朱德說：“你當了一輩子總司令，實際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個黑司令，不是紅司令?！?/p>

攻擊這些老同志的目的，是要搞臭他們，破壞他們的威信，消除他們的政治影響，為開九大時不把他們中的多數(shù)人選進政治局而作輿論準備。實際上是為九大的召開定政治調(diào)子。各地在傳達全會精神中，大多點名批判了參加所謂“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黃、吳、葉、李、邱利用他們控制的軍委辦事組，把攻擊老帥們的材料擴散到軍隊系統(tǒng)和有軍代表的地方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