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會問，既然明朝因為在貨幣問題上懸崖勒馬而獲得新生，那為什么在張居正改革之后60多年就走向滅亡了呢？歸根結底，明朝的滅亡還是在于封建生產關系導致的周期性危機。中國每一個封建王朝到后期都存在著嚴重的土地集中兼并問題，無地農民淪為地主的佃農，靠租佃土地為生。地主階級是一個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地主階級主導的租佃制是落后的生產關系，嚴重制約著生產力的發(fā)展。地主階級出于自身利益，必然盡可能多地收取高額土地租金。例如，在1949年以前的四川萬縣，農業(yè)收成分配上“主九佃一有之，主八佃二有之，主七佃三有之……以主八佃二者為普遍。”（林蘊暉、范守信、張弓著..凱歌進行的時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這種高額地租使得農民從自己勞動中收益很少，他們從事生產勞動的積極性不高。同時，由于土地不是自有的，租佃關系和地租都不穩(wěn)定，他們也不愿意為有利于長遠利益的土地改良投入資金和人力。并且，由于地租高，農民僅能維持基本生存而沒有積蓄，因此會影響他們擴大再生產，包括增加投資和改良技術。

可見，這種生產關系嚴重制約了農民的產量，然而與此同時農民家庭人口卻在自然增長，日益需要更多的產量來維持生存，這就必然造成農民生活日益貧困。

農民人口數量增多，在產量受到制約不能提高的情況下，必然就要求有更多的土地面積。而土地面積始終是有限的，這就必然產生農民失業(yè)問題。一個家庭中人口太多，在當地無法找到土地耕種，就會外出尋找就業(yè)機會。如果各地情況類似，尋找就業(yè)的過程就會變成有上頓沒下頓的流浪，這就形成了所謂的流民。農民大量失業(yè)以致出現數百萬流民，嚴重破壞了農村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平衡，必然導致地主階級提高地租，進而農民更加貧困，出現更多流民，從而形成惡性循環(huán)。

一些學者關于明朝中期以后人口相對于土地超重導致農民失業(yè)的觀點看上去好像怪罪于人們不搞“計劃生育”，其實當時農民失業(yè)與人口增長本身并沒有必然聯系，即使是人口增長數番之后的當今中國，也并沒有出現當時大量農民流離失所生活無著落的局面，可見農民失業(yè)與農業(yè)生產力的關系更大。因此，這歸根結底應該歸罪于阻礙農業(yè)生產力提高的封建租佃制生產關系。

我們看封建王朝的興衰更替，不能總是從上往下看，那樣就會把注意力集中到爭權奪利的政治斗爭和外國侵略上，那些不是關鍵，只是上層建筑的內亂和外部勢力的沖擊。我們關鍵還是要從下往上看，看經濟基礎的變化。由于改朝換代時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嚴重破壞，在封建王朝天下初定時，人口往往劇減，無論農民還是地主階級往往都受到嚴重摧殘，前朝權貴地主階級對土地的圈占兼并由于政權垮臺而蕩然無存，尤其是在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間的政權更替之中尤為突出。舊的社會結構被削弱，土地產權關系模糊，出現大量無主荒地。幸存的農民比較容易得到自己的土地而成為個體農民，幸存的地主則因為勞動力短缺而主動降低佃農的地租，個體農民和佃農從自己的勞動中能夠獲得豐厚收益，勞動積極性就大大增強，也不同程度地愿意進行長期投資。此時，新朝統(tǒng)治者為恢復國力往往采取休養(yǎng)生息政策，減少田賦和勞役，這樣農民就有更多精力投入生產，也有更多剩余財富可以投入再生產。社會經濟焉能不獲得恢復和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