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幾個社團并沒有什么作為就無疾而終了，不過反映了我當年不成熟的一些政治思想。

為什么我要像記流水賬一般寫出來呢？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政治運動中，對我的所謂“審查”，以上幾個社團可成了重要內(nèi)容了。審查者認為這是“組織問題”，是嚴重的“大事”，為之奔走全國四面八方調查我這段歷史，不惜花費大量的人力、時間和財力。據(jù)后來知道，他們在兩年之內(nèi)，耗費了6000元人民幣巨資。當時我們的最低生活費每人每月只有6元?？梢姙椴榍逦夷嵌螝v史，他們不惜重金，把問題看得有多么嚴重?。?/p>

四川的一個影視名導演，劉子龍，當年也就是參加了這個“鐵血社”一起玩，后來把他也審查得不得了。運動一來就脫不了手，怎么交代也難過關。

現(xiàn)在分析起來，當年對我那一段思想幼稚時期的審查，豈不是更加“幼稚可笑”嗎？

罷考英語風波

從1946年開始，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學生運動，在中共地下組織發(fā)動、組織下，此起彼伏，學生很難安心念書。正處于似懂非懂年齡的我們這些中學生，卻渾渾噩噩地鬧出許多無章法的事端來。

初二時，我的英文沒有學好，喜愛鬧事的我，就借機煽動同學們起來罷考英文。事先我做了一系列的籌備組織工作。居然能有條不紊地按我的計劃安排罷考成功。

英語大考考場設在學校大禮堂，每個方桌坐四個學生，為了防止互相小抄，四個同學屬于不同班級，試卷內(nèi)容完全不同。大禮堂有一個演講臺，臺上也布滿了坐方桌的考生。

1948年在巴蜀中學教室留影我事先約好坐臺上的我班一個同學看我的信號，看我把右手舉起來，他就站起來，全班同學看他站起來，就一起去交卷，這樣，老師就搞不清楚是誰在指揮。我要求大家拿到考卷后，先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坐著，看臺上那個同學的行動。

于是，當我看到監(jiān)考老師背對著我時，就把手輕輕一舉，臺上同學立即站起來，全班同學就按我的布置，馬上都起身交白卷退席……

我記得那位英語老師是個山東大個子，當場就被氣得哭了起來。

學校并不知道這次罷考是誰主使的，但經(jīng)過分析，認為是兩個同學，一是康國雄，因為他有組織號召能力；另一個是，家里開藥店的，念了兩年英語，字母都還認不全，估計他最不敢考英語，一定是罷考的組織者。

于是，學校要我們二人停課，等候學校當局調查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