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有關資料記載，1948年8月，國民黨當局公布《財政經(jīng)濟緊急處分令》，美豐銀行所存黃金、美鈔、美元公債及庫券，加上豬鬃、桐油換得的外匯共計美元95萬多元，全部被當局強行收兌——換成迅速貶值的金圓券，致使美豐元氣大傷。

1948年二哥結婚時我在柴家巷我家大廳外留影我當時對這些根本不懂，也一點都不能分擔父親的憂慮。

但是，我作為一個熱血青年，也開始憂國憂民了。從組織同學成立社團逐漸轉到關心政治，參與政治的意識越來越強。

再加之，我自己耳聞目睹的種種社會現(xiàn)象，使富于正義感的我，隨著當時學生運動的大潮流，也產(chǎn)生了應該起點什么作用的沖動。

從我富有的家庭條件，以及個人愛玩好動的個性來看，我完全可能從生活上變?yōu)橐粋€“紈绔子弟”。然而，由于父親的嚴厲管教，再加上在20世紀40年代的后期，正是中國處于風云變幻的動蕩時代，社會的動蕩、變遷，血腥的政治斗爭風雨，使我們這一代有志報國的青少年，或是被動，或是主動地卷入了這場風暴。

我本人很關心政治，并不安分于“小少爺”的生活，憂國憂民的思想甚至比一些同齡人還更重一些。一位老師曾對中學時代的我下過這樣的評語：

“小學生脾氣，中學生文化，大學生思想?！?/p>

我本來就喜歡廣交朋友，這時就更加擴大交友范圍，除了中學的同學外，還設法與社會上的各種人接觸。以了解更多的信息，填補我政治思想上的空白。

不過，由于環(huán)境的限制，我曾接觸過的，有一定社會經(jīng)歷的青年人并不太多。我求知若渴地傾聽他們的議論，了解他們的看法。其中有逃難到重慶的流亡學生。還有兩位原在國民黨部隊服役，想擺脫兵役，返回老家的年輕人。我在財物方面幫助他們逃出國民黨軍隊。他們從自己不幸遭遇出發(fā)，對時局的看法當然有一定局限。另外，我在重慶還接觸過國民黨上層的軍人，重慶朝陽大學的一些大學生……

與他們短暫的交往和接觸后，我逐漸對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有了新的看法。

從我家庭的背景以及我與蔣介石個人的交往來看，似乎我應該傾向國民黨，然而，我以及我們這一代富于正義感的青少年，接受的是傳統(tǒng)道德教育，對專制、腐敗、不民主等都本能地深惡痛絕，憧憬著美好幸福的生活，絕大多數(shù)同學，都席卷到針對反國民黨政權的學運之中。我在重慶也聽到“共產(chǎn)共妻”、“殘酷斗爭”等反共產(chǎn)黨的宣傳，但我也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社會發(fā)展史等思想，我既感到國民黨腐敗無能，對它不抱什么希望，對共產(chǎn)黨又不了解。因此“第三條道路”的思想萌芽就在這種情況下出現(xià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