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在蘇霍姆林斯基、陶行知、于漪、錢夢龍、魏書生等人的旗幟下，從這幾位教育大師的教育思想中提取“人性”、“民主”、“個性”、“創(chuàng)造”等精神元素，開始走自己的路了——從教育浪漫主義到教育理想主義、變“語文教學”為“語文教育”、口語—思維訓練、“語文生活化”與“生活語文化”、語文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培養(yǎng)、班級管理從“人治”走向“法治”、充滿愛心的人格教育、面向未來的民主教育……

我漸漸取得了一些教育成果，并開始引人注目了——我的“事跡”出現(xiàn)在一些報刊上。特別是隨著我的“影響”逐漸擴大，我所在的城市有人把我稱為又一個“魏書生”，在網(wǎng)上也常常有人這樣評價我。面對這些贊譽，我總是很認真地說：“請不要把我同魏書生老師相提并論?！?/p>

這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謙虛”，而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任何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人與人之間是不可比的。對于魏書生老師，我一直都認為他是我學習的榜樣；我沒有想過成為他，也不可能成為他。我就想做一個最好的自己。

長期以來，不少人喜歡用“中國的××”來贊美一個人，比如把張海迪稱作“中國的保爾”，再早一些把魯迅稱作“中國的高爾基”。我不懷疑贊美者的真誠，但這是一種很不恰當?shù)恼f法——在這樣的稱謂中，張海迪消失了，只有保爾；魯迅消失了，只有高爾基。在我看來，作為獨特的個性，張海迪是獨一無二的，魯迅更是無與倫比的。

由我和魏書生，我自然想到了我和蘇霍姆林斯基。無論怎樣形容我崇敬（注意，是“崇敬”不是“崇拜”）蘇霍姆林斯基都不過分，但我始終清醒地認為，我就是我，我不可能成為也不愿意成為另一個蘇霍姆林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