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程紅兵說出了我想說的話。雖然，從1984年我第一次讀到魏書生的事跡起，就一直把他視為英勇無畏的語文教改先鋒，并且在自己的語文教育實踐中也借鑒他的一些做法；但是，我讀了他發(fā)表在1990年第1、2期《語文學習》上的《論語文教學的科學管理》后，隱隱感到了疑惑：什么是真正的“科學管理”？“科學管理”就意味著限制兒童的課余時間、扼殺兒童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嗎？讀到魏書生要求學生控制“三閑”（即“閑話”“閑事”“閑思”）時，我不禁想到了陶行知當年所大聲疾呼的對孩子的“六大解放”以“把學習的基本自由還給學生”：“一、解放他的頭腦，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雙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談；五、解放他的空間，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會去取得更豐富的學問；六、解放他的時間，不把他的功課表填滿，不逼迫他趕考，不和家長聯(lián)合起來在功課上夾攻，要給他一些空閑時間消化所學，并且學一點他自己渴望要學的學問，干一點他自己高興干的事情?！挥行ｉL教師學生工友團結(jié)起來共同努力，才能造成一個民主的學校?！比欢?，我當時想都沒有想過像程紅兵一樣，拿起筆來和魏書生“商榷”。面對程紅兵意氣風發(fā)的文字，我感到慚愧：我不具備程紅兵那樣的探索真理的勇氣。

但是，我開始在心里把程紅兵引以為我的同志，開始關(guān)注他的文章。而且，由讀他的文章，我甚至知道了他的行蹤：從上饒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