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曾寫過一篇《中國呼喚教育家》。我“呼喚”的本意在文中說得很明確：“正在走向現代化的中國急切地期盼著一大批教育家；而教育家的誕生，需要有一個良好寬松的社會環(huán)境，即呂型偉先生所說的‘我們應當創(chuàng)造條件，讓一批中青年教育家冒尖，承擔起教育的歷史責任’?！钡腥藘H從標題就理解為當代中國已經有了教育家了，需要把他們“呼喚”出來。這不是我的意思。我并不認為當代中國已經如吳非調侃地那樣“遍地教育家”了，甚至如果苛刻地看，真正讓我心悅誠服能夠認同的教育家是不多的。在《中國呼喚教育家》一文中，我提出了教育家的四個條件：“有超越世俗的高遠的追求?！薄坝袑儆谧约旱母挥袆?chuàng)見的教育思想?！薄坝邪倏迫珪降膶W識素養(yǎng)?！薄坝虚L期的第一線教育實踐?！睂Ρ冗@四點，除了最后一條我算是具備了——從參加工作那天到現在，除了短暫的進修學習，我一直擔任班主任并從事語文教學——其他三條我差得遠呢！

我有“超越世俗的高遠的追求”嗎？很多人以為我有，其實我沒有。我曾經說教育者的最高境界是對教育有著宗教情懷，陶行知有，蘇霍姆林斯基有，魏書生有，崔其升有，但我沒有。把教育當宗教，意味著教師不會讓教育帶上絲毫的功利色彩。我不敢說自己沒有一點功利色彩。我們當然不可能要求每一個教師都把教育當宗教，但作為教育家對教育一定要有宗教般的情懷，我對教育雖然也很癡情很執(zhí)著，但更多的屬于興趣，最多是當做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