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的夢想是當作家，但后來卻當了教師。實話實說，參加工作最初幾年我是想過離開學校去報社去電臺電視臺的，之所以沒有走，學生的依戀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我“沒門路”。直到參加工作三年后的1985年，我還偷偷地去報考過電視臺呢，只是因為沒有被錄取，我才死了這條心。

既然只能當教師，那么悲悲戚戚也是當，高高興興也是當，我當然選擇后者！怎么才能高高興興呢？我就多想孩子們可愛的地方，盡量把課上好，盡量和他們一起玩兒，這樣孩子們也越來越愛我了。每天生活在一個充滿愛的環(huán)境中，能不高興嗎？也許有人會問：“難道就沒有讓你頭疼的學生嗎？”有呀！怎么可能沒有呢？但我換一種眼光去看這些讓人頭疼的孩子，我便不再頭疼了。換一種什么眼光呢？那就是“科研”的眼光。我把教育上遇到的每一個難題（班集體建設呀、“后進生”轉化呀、早戀呀、作弊呀，等等等等），都當做科研課題來對待，把每一個“難教兒童”（這是蘇霍姆林斯基對“后進生”的稱謂）都當做研究對象，心態(tài)就平靜了，教育也從容了。每天都有新的發(fā)現，每天都有新的領悟，每天都有新的收獲，因而每天都有新的快樂。

那時候，我真的沒有想過會有今天這么多的“頭銜”，不過就是想做一個“最好的教師”而已：踏踏實實上好每一堂課，仔仔細細批改每一本作業(yè)，認認真真對待每一次談心，開開心心組織每一次活動（郊游、野炊），我高興，學生也快樂。做這樣的教師，多么有意思！不是沒有過挫折，不是沒有產生過煩惱，但有一個信念支撐著我：只要我的心和學生的心緊緊地貼在一起，只要我人格的豐碑深深地鑄進學生的心靈，我就無往而不勝！我也曾遭到非議和誤解，因而也有過灰心喪氣的時候，但每當這時，我就問自己，我是為誰而工作？為同事的好評嗎？為校長的表揚嗎？為獎金嗎？為職稱嗎？這些對我來說，當然也重要（可見我也并未“脫俗”），但如果這些與學生的評價產生了沖突，我心靈的天平指針首先傾向于學生一邊！在我看來，一個教師是否“最好”，第一（或者說“首先”）應該看學生的評價。教師因學生而存在，我當然也是因我的學生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