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議題（針對問題，何種證據(jù)方屬適當？）隨之出場。這個問題也分兩部分：是不是巫術案件？誰是巫師？負責的當局人士曾指出另一種解釋也必須加以考慮。他們認為因巫師作法而遭受的不幸，有可能是上帝的旨意，或直接來自未經(jīng)巫師作媒介的魔鬼，抑或是欺詐行為或自然原因使然。Thomas（1978），p.685.如此一來，在當時英國法律規(guī)定的三個審訊階段的任一階段，法庭都很難做出任何決定。這三個階段為：治安官搜集并檢驗證據(jù)，大陪審團衡量證據(jù)并決定案件應否送審，最后在法官主理的王室法庭中，小陪審團予以審判。按照這個方法判定家畜或某人的罹病或死亡，是出于巫術還是其他原因，這就考驗了當時的科學、醫(yī)學及神學方面的知識。至于第二個問題，誰是被告巫師？通常是一些獨居、貧困、古怪且不受鄰居歡迎的男女，公正方面就不那么容易令人信服。欲確立被告與魔鬼有約，據(jù)1604年法規(guī)規(guī)定需有較嚴格標準的證據(jù)，通常是下列三者之一：需有為人熟知的精靈在現(xiàn)場（通常以動物外形出現(xiàn)），或身軀上有魔鬼的印記，抑或被告的自白。三者沒有一個容易確立，熟悉的精靈可能只是無害的寵物，魔鬼印記也只是與生俱來的東西，而自白往往是驚惶且被剝奪睡眠的老婦人的胡言亂語。1665年一位作家這樣寫道：“巫師自白書本身的真實性經(jīng)常遭到質疑?！盨hapiro（1983），p.205.

證據(jù)的適當性--第三個問題與第四個問題

有趣的是，辯論巫術的證據(jù)是否充分時，歷史證據(jù)（本章的主題）竟然也涉入其中。按照一位作家的說法，歷來所存的定罪記錄之中，不曾提供令人滿意的證明。他所指的并非出于我們可能設想的法官與陪審團的決定有失誤，而是因為記錄不可靠。他說竟然有關于安蒂波德斯居民（Antipodes，想象中居住在地球另一端的人）的記錄。他確信，長久以來已無人相信那些人存在。Shapiro（1983），p.209.筆者盼望本書讀者中亦有安蒂波德斯居民，如果真有，筆者當為忽視塔斯曼（Abel Tasman）船長遠航記致歉。這則將我們帶向第三個問題，證據(jù)是否適于據(jù)以作出決定？在17世紀的歷程中，法庭越來越認為針對巫師這類案子的證據(jù)根本不足以判人以死罪。1697年一位政要寫道：“法國最高法院及其他司法機構業(yè)已相信不應審理巫師類案件，因為他們的經(jīng)驗告訴他們不可能分辨著魔（possession）與自然失常。所以，他們寧可選擇讓疑犯逃逸，也不愿懲罰無辜?！盩homas（1978），p.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