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一個獨一無二的文明有5 000年的歷史，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存在了2 000多年。它能做到這一點，并不是靠對近乎猖獗的外族入侵逆來順受。在這數(shù)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征服者要么被迫接受中國文化，要么逐漸淹沒在被征服者的海洋中，而中國人的耐心遮掩了他們務實的特點?，F(xiàn)在，決定命運的又一個時期即將降臨。

1860年的沖突之后，皇帝和朝廷內的主戰(zhàn)派逃離首都。皇帝的同父異母弟弟恭親王扮演了事實上的政府首腦的角色。他通過談判結束戰(zhàn)爭后，于1861年給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概述了眼前面臨的可怕的戰(zhàn)略選擇：

惟捻熾于北，發(fā)熾于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虛弱而為其所制。如不勝其忿而與之為仇，則有旦夕之變；若忘其為害而全不設備，則貽子孫之憂。

這是戰(zhàn)敗者所處的典型的兩難境地：一個國家能夠一面貌似順從征服者，一面維持自己的凝聚力嗎？又如何加強自己的力量，以扭轉不利的力量對比？恭親王援引了一句古訓：“以和好為權宜，以戰(zhàn)守為實事。”

鑒于沒有絕佳對策，恭親王實際上依據遠交近攻的原則，在奏折里將面臨的危險分出輕重緩急。這是中國人在歷史上慣用的戰(zhàn)略，100多年后再次為毛澤東所運用。恭親王的奏折評估了幾個入侵國家對中國構成的威脅，顯示了他對地緣政治的非凡敏銳。雖然英國構成了眼下的實際威脅，然而就對中國國家完整的長期威脅而言，恭親王在奏折中把英國置于末尾，而將俄國置于首位：

發(fā)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fā)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為了實現(xiàn)針對外國列強的長遠目標，恭親王提出設立一個新政府機構—一個外交部的雛形，以處理與西方大國的關系，分析外國報紙對中國境外的新聞報道。他很有把握地預測說，這只是應急之需，“一俟清剿結束，與諸國事務由繁轉簡后，隨行裁撤”。新成立的這一部門直到1890年才列入京畿及中央政府各部衙門名冊中。其官員多從其他更重要的部門暫且借調過來，并且輪換頻繁。盡管中國的一些城市已被外國軍隊占領，中國仍將外交政策視為權宜之計，而不是中國未來的一個永久特征。新部門的全名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一含糊的名稱可以解釋為，中國根本沒有與外國人搞什么外交，而是把他們作為中華大帝國的一部分署理其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