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中國只求各國平等，這個提法與中華帝國的傳統(tǒng)大相徑庭。他這么說是為了向美國保證，中國不是個潛在的威脅，不必用軍力與之抗衡。中國不以炫耀武力為榮的國際行為準則源自孔子的學說。要考驗這種新關系，就要看這些準則在動亂的壓力之下是否還能站得住腳。

這次密訪的根本挑戰(zhàn)在于要建立雙方的信心，以便在第一次會面之后還能把關系延續(xù)下去。高級別的外交談判一般總是把無足輕重的小事情先打發(fā)掉。這次密訪的特殊之處在于，由于兩國20年來沒有接觸，沒有什么小事情需要先處理，只有兩個例外。這兩個問題雙方都知道短期內是不可能解決的，一個是臺灣問題，另一個就是越南問題。我們眼下的困難在于如何把這兩個問題擱置一邊。

這兩個問題都是很不合常理的。1971年美國還不承認北京是中國的首都——現(xiàn)在回想起來簡直難以置信。中美各自都沒有駐首都的外交人員，也沒有直接聯(lián)系的方法。美國駐華大使在臺北，北京沒有一個美國外交人員或其他官員。（所謂的聯(lián)絡處是在我們訪華18個月后才建立的。）

第二個不合常理的問題是越戰(zhàn)。我的任務之一是要讓中國理解美國為什么在中國的邊境上跟一個中國的盟友兵戎相見。我和周恩來都明白，我在北京出現(xiàn)對河內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意味著對越南的孤立。不過我和周恩來從來沒有捅破這一層。

臺灣問題深深地扎根于兩國國民心中，該問題的兩個先決條件阻礙了雙方在外交上取得進展。北京的立場是，美國必須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是取得進展的先決條件；而美方的先決條件是，中國必須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這個問題，然后美國才能開始討論。

在第一輪會晤時，周恩來就快刀斬亂麻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會前，他已經(jīng)在原則上同意雙方可自由地提出任何議題，但他并未放棄先討論并先解決臺灣問題這一條件。而在初步的意見交換中，周恩來則表示愿意聽取我對討論先后次序的看法。換言之，臺灣問題不必討論了，更不必先解決。他也同意調整次序，先解決其他問題（如印度支那問題），作為解決臺灣問題的條件。

基辛格：我想問總理，你建議怎么進行？我看可以有兩種方式，我們可以任選其一。一種方式是，各方先提出我們關心的各種問題，把解決的辦法留待以后再說。還有一種方式是，一次處理一個問題。你傾向于哪種方式？

周恩來：你怎么看？

基辛格：我沒有什么特別的看法。有一種可能的辦法是，既然周總理已經(jīng)闡述了對臺灣問題的看法，我方就可以闡述我們對印度支那的看法了。然后，我可以告訴總理我對你有關臺灣問題陳述的反應，你再告訴我你對我有關印度支那問題陳述的反應?；蛘呶覀兛梢砸淮翁幚硪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