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不同于常人的性格留給李鴻章的印象不僅僅讓他對歐洲人軍事力量的強大深信不疑，還使他試圖站在相對的位置上去對倫理道德進行思考。盡管這樣的思考對于李鴻章來說是痛苦的，但畢竟對他有所助益。戈登對于李鴻章的助益除了他的勝利給李鴻章的事業(yè)打下了成功基石外，從這種意義上講，李鴻章的許多觀念都形成于這個時期，而這種觀念給他日后代表中國進行外交行動帶來激勵。而在觀念形成的過程中，戈登的影響無疑是決定性的因素。然而，這個影響連同他對歐洲道德的標榜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在李鴻章身上的作用逐漸減弱了，因為后者在同形形色色的外交官以及資本家的交往中，使得他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言語之間常常帶有痛苦和覺醒地談及歐洲人和基督教。然而，這位飽受儒學熏陶的學士，從未對戈登給他展示的西方文明中精神力量的強大存在產生過絲毫的懷疑，也正因為如此，這樣的精神力量在李鴻章后來的人生歲月里留下了深刻烙印。

伴隨著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被成功鎮(zhèn)壓，曾經是江蘇巡撫的李鴻章也得以憑著外交官、政治家和管理者的角色開始自己新的事業(yè)。直到他在1870年成為直隸總督之前，他仍然承擔著鎮(zhèn)壓捻軍和回民叛亂的連續(xù)不斷的軍事戰(zhàn)役中的指揮性工作。然而此時的他已經與過去截然不同，儼然已經成為一位權貴，他手中的權力比以往任何時候的刀和劍都更有力量。1867年，他被調到湖廣總督的任上，而后的幾年接替成為南洋通商大臣，也正是在這個職位上，他與歐洲的官員和商人取得了更為緊密的聯系，而且這樣的關系范圍急劇增大。當然他偶爾也回安徽老家探望母親，這也僅僅限于戰(zhàn)事結束以后和履行完官任職責的空閑時間。同時在這樣的時間里，他也能抽身去處理一些家庭瑣事和進行自身品德的培養(yǎng)。在1868年去武昌接任總督之前，他在安徽老家一直待了三個月之久，而就在第一任妻子慘死在太平軍之手后，他在此時選擇了續(xù)弦。在這件事情上，他更為看重父親處事的謹慎和想法，因此他選擇了一個擁有不凡性格的女子，這個女子聰敏乖巧、優(yōu)雅賢惠，擁有開闊的心胸。總之，她在各個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現。從李鴻章平日的記載來看，這第二任妻子對他平靜謙和的克己哲學、逆境之中的堅忍不拔和開闊視野都大有助益。當然，這當中還包括他的母親對他的影響，在此之前我們已經提過。自然，李鴻章也對這兩位女子抱有深厚的熱愛；李鴻章的孝心也深為人知，特別是在母親葬禮的問題上。對于那些一味把葬禮的奢華看作是他愛慕虛榮、好大喜功和貪婪個性的證據的人來說，李鴻章在孝道方面絕對是他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