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朝廷指示數(shù)量不夠，應加大抓捕的力度。曾國藩處于兩難的境地，抓還是不抓不是問題，抓多少才是問題。別看曾國藩有“曾剃頭”的惡名，但那是對付太平天國，面對無辜的民眾，他下不了狠手。但朝廷步步緊逼，曾國藩只有痛下狠手，繼續(xù)抓。在他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就透露抓了大約八十多人，而其中認罪可殺的不過七八人，而其他的都不能證明有罪，不好處理。可見當時曾國藩的心情是多么的復雜，他明知道抓了一些無辜的人，但自己又要違心地處理他們。

中秋節(jié)前，曾國藩終于向北京匯報了對于人犯的處理結果：“應正法七八人，應治罪二十余人?！钡⑦€是認為處理得太輕，主要是殺的人太少，很難讓洋人滿意，責令曾國藩“趕緊勒限嚴拿”。曾國藩感到實在不能增加殺人數(shù)量，他左右為難，只好采取拖延的方法，找理由把時間拖后。從發(fā)案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了三個月，曾國藩遲遲沒有新動作。說實話，從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整個過程來看，他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唯唯諾諾的人，再沒有心思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而是聽從于朝廷的安排。可能是病痛的折磨，也可能是厭倦了官場上的是是非非，曾國藩只想一步一步讓自己擺脫教案這個不好做又做不好的事情。這與原來這位“中興之臣”的處世風格格格不入，曾國藩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出路，而不是把工作做好，這也許標志著曾國藩到了心智枯竭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