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堅持說服清廷要員摒棄陳腐的華夷觀念，融入世界潮流中去。1864年9月，蒲安臣把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送給總理衙門。當時急于了解各國法律的恭親王得到此書后非常重視，奏請刊印。這部著作使清朝統(tǒng)治者開闊了眼界,增長了國際事務方面的一些知識，并能在實踐中運用國際法的某些原則處理對外事務。中國早期的外交官曾紀澤、薛福成等援引《萬國公法》中的條款,成功地處理了中英喀什噶爾交涉、南洋諸島主權爭端等外交事件。一直堅決反對讓清朝大臣學習國際法的法國代辦哥士耆曾惱羞成怒地抱怨道:“那個讓中國人了解我們西方國際法秘密的人是誰? 殺死他,絞死他，他將給我們帶來無數的麻煩”。

蒲安臣使團合影1868年蒲安臣任滿。當時清政府正擔心各國趁修約之機（中英《天津條約》規(guī)定10年后對條約進行修訂）肆意要挾，想遣使出洋，“籠絡”各國，為修約作準備，但苦于沒有適當人選，總理衙門發(fā)現(xiàn)偌大的“天朝”，找不到一個通歐美語言、堪當此“重任”之人。而且，采用什么禮儀也是個難于解決的大問題。在奕特意在總理衙門為蒲安臣舉行的送別宴會上，蒲安臣主動表示，“嗣后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聽聞此言，恭親王眼前一亮，何不讓蒲安臣代表中國出使，這樣既沒有語言障礙，也無所謂禮儀不通。而且，認為“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于是，雙方一拍即合，在中國尋求、蒲安臣甘愿的情況下，“蒲安臣使團”終于組織成功。

一位美國駐華公使，竟然搖身一變，成為中國第一位派往西方各國的“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這在國際外交史上是罕見的事，蒲安臣使團走出國門，在當時引起了很大轟動。為了消除英法等國的“疑慮”，恭親王奕等人又委派英國人柏卓安為左協(xié)理、法國人德善為右協(xié)理。同時，以記名海關道志剛及禮部郎中孫家谷二人為交涉大臣，頒發(fā)給蒲安臣木質漢、洋合璧之關防一顆，“以資取信各國”，出使時間以一年為限，年俸8000英鎊。

蒲安臣使團是中國向歐美派出的第一個外交使團。這個外交使團跨出國門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外交禮儀問題。隨著《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訂立，清帝國表明中國皇帝與外國使臣君臣關系的中華禮儀已經受到體現(xiàn)各國主權平等的近代西方外交禮儀的巨大沖擊，西方外交禮儀在形式上表現(xiàn)為對等，互設外交使節(jié)及外交機構，互向國家元首呈遞國書，君臣之禮甚為簡略。清政府內部對于蒲安臣使團是否采取西方外交禮儀存在很大爭論，清政府對此采取權宜之計以回避現(xiàn)實，在蒲安臣使團邁出國門之后，外交禮儀尚未定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