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辯論達6個小時之后，公使們達成一致意見并各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內容基本一致的照會，要求明日上午9點在總理衙門與大臣會晤，并主張中方提供足夠的車輛和派出幾位大臣親自陪同護送到天津。但是，德國公使克林德的照會和其他公使的內容有一處不同---克林德在照會中明確聲稱，不管中方答復與否，明日上午9點他將到總理衙門；而其他公使則只是提出希望中方盡快答復。

事實上，公使們也應該知道，他們要求中方在次日上午9點前答復的要求是不現實的，因為他們的照會是在晚上才發(fā)出的。按中國的習慣，當時總理衙門的高級官員不可能在署，也不可能有時間向紫禁城里匯報。因此，后來指責清廷有預謀的殺死克林德，這顯然是子虛烏有之事。

6月20日早上8點，公使們再次聚集開會，但他們等到9點的時候，正如上面所說的，總理衙門仍舊沒有任何反應。在緊張的壓力下，部分公使的情緒開始失控，他們大罵中方這是在有意刁難外交官。英國公使竇納樂在后來的報告中說：“到了9點半還沒有答復，大部分公使認為我們應該繼續(xù)在使館里等待。如果沒有答復就貿然前往，坐在總理衙門等著大臣們召見有損我們的尊嚴。此時，克林德這個愛激動、性情暴躁的人，一拳砸在桌上說：‘我去衙門坐等，即使坐上一夜，也要把他們等來’。俄國公使格爾思建議大家一起去，而且要有武裝護衛(wèi)。克林德說：‘沒有什么危險，昨天和前天我派我的翻譯出去過，他一點也沒有收到騷擾’。格爾思說：‘既然如此，為什么不派翻譯先去跑一趟探探消息呢？’克林德說：‘好主意，就派他去’”。意大利公使薩瓦戈也有類似的記載。

但不知道為什么，克林德后來又改變了主意，要親自前往---也許是他覺得自己話已經說出去了，不去的話會很丟面子（或許他也深知“面子”在中國的重要性）---于是他回到德國使館后吩咐準備兩頂禮轎（一頂猩紅色的，一頂綠色絨布的，以顯示外交官的地位），他和翻譯柯士達各乘一頂，帶著兩名護衛(wèi)，出發(fā)了。

據柯士達的說法，說他們的轎子在路經哈德門大街的時候，輕輕的擦到一輛滿載清軍的大車上，一個清軍士兵便舉起槍，向禮轎窗子不到1米的地方對著克林德頭部開了一槍，克林德立刻咽氣了，轎夫們嚇得四散逃命。在混亂中，柯士達也腿部受傷，他掙扎著走到一家美國教會那才撿回了一條性命。

從柯士達的描述來看，他試圖把這個事件說成是一場有預謀的謀殺，但在他的描述中漏洞是很多的---如果真是有預謀的話，何以解釋他自己腿部受傷卻能逃脫這次殺身之禍？也許柯士達意識到在混亂沒有顧及公使克林德而獨自逃走是一種可恥的行為而有意想掩飾些什么。據其他方面的記載，一家在上海發(fā)行的德文報紙刊登了一位當時在北京的中國人的日記，據他的描述，當克林德路過哈德門大街比利時使館附近時，克林德的護衛(wèi)人員手槍失火，比利時使館衛(wèi)隊以為是清軍開槍，于是也開槍射擊，隨后清軍反擊；在各方驚慌失措而混亂的槍擊中，克林德被擊中了。

《西巡回鑾始末記》中的記載和這個大同小異，但認為走火的那槍是克林德本人所攜帶的手槍發(fā)出來的，這才引起了比利時衛(wèi)隊“蜂擁趕出，開門放槍”，于是清軍“還槍轟擊，槍彈橫飛之際，轎中人已中其一，蓋即德使克林德也。其翻譯官某見之，恐甚，急即舍轎而奔，入附近某教堂暫避”。

《庚子大事記》中說，“公使先在轎中開手槍，恩海讓過亂彈，即發(fā)一槍，槍聲響處，轎夫棄轎逃散。恩海至轎前拖出公使，已氣息奄奄”。這個恩海便是當時在哈德門大街巡邏的清兵小隊長，柯士達說殺克林德的就是他。事發(fā)后，恩海一邊派人去向上級報告，一邊親自守衛(wèi)克林德的尸首，在這過程中，他順手牽羊的拿走了克林德的銀懷表。八國聯軍攻下北京后，他因為將此塊懷表在當鋪當出，結果被順藤摸瓜的抓到，后來被德國軍隊親自處決。

最奇特的是，在當時中外信息中斷的情況下，一家英國的報紙在4天前便報道了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的“假”新聞，這就不得不佩服這位記著未卜先知的超前能力了。不過話說回來，在當時的緊張混亂情況下，發(fā)生公使被戕事件似乎也是一種偶然中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