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博士時研究的是小白鼠。我發(fā)現(xiàn)，不可預測的電擊比可預測的電擊更讓它們害怕，因為它們不知道什么時候是安全的。編輯學術期刊的謎題大師們對這項研究很滿意，但它無法直接解決問題。我也研究過習得性無助，它是由不可控制的電擊帶來的消極感。不過，那也只是個實驗室里的模型，高等學術雜志會接受它，但對人類的問題沒有直接幫助。1970—1971年出現(xiàn)了轉折點，我?guī)煆木癫W教授阿倫·貝克（Aaron Beck）和阿爾伯特·斯圖卡德（Albert Stunkard），相當于做精神科住院醫(yī)生。作為抗議，也是為了和貝克、斯圖卡德一起學習一些實際的精神病學知識，以使我的解決謎題能力更靠近真實世界中的問題，我辭去了康奈爾大學的副教授職位，這是我1967年博士畢業(yè)后的第一份工作。在我回到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系后，有一天在當?shù)匾患沂焓车昀锍晕绮蜁r偶遇貝克。

“馬丁，如果你還繼續(xù)做與動物打交道的實驗心理學家，你就是在浪費生命?！必惪硕⒅艺f。我被口中的食物噎住了，這是我所聽過的第二好的建議。于是，我成了一名應用心理學家，明確地以問題為目標。我知道，從那時候起，我就被視為異類、“大眾化者”，在我的同輩中，我是披著羊皮的狼。我作為一名基礎學術科學家的日子屈指可數(shù)。

讓我驚訝的是，盡管我聽說在不公開的教員辯論中，大家說我有向應用方向轉變的可怕傾向，但賓夕法尼亞大學還是給了我終身教職。從那時起，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就打起了攻堅戰(zhàn)，但直到1995年，參加一個招聘社會心理學家的委員會時，我才明白自己要攻克的課題是何等的堅難。我的同事約翰·巴倫（JohnBaron）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點子——招聘一個研究工作、研究愛或玩的人?！斑@才是生活?！彼f。對此，我非常同意。

結果，那一夜我沒睡著。

我在腦中掃描了10位世界上頂尖的心理學界的終身教授，結果沒有一個是研究工作、研究愛或玩的。他們都在研究“基本”過程——認知、情感、決策理論、知覺。可以指導我們的、讓人生有價值的學者在哪里？第二天，我正好與心理學家杰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共進午餐。他當時80歲，近乎失明，整個人就是部美國心理學史。我問他，為什么這些著名大學的教授們都只研究所謂的基本過程，而不關注現(xiàn)實世界？

“這要追溯到過去的一個決定性時刻，馬丁，”杰羅姆說，“當時我也在場。那是1946年，在實驗心理學家協(xié)會（Societ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ists）的會議上，哈佛、普林斯頓、賓夕法尼亞三所大學的心理學系系主任埃德溫·伯林（Edwin Boring）、赫伯特·朗菲爾德（ Herbert Langfeld）、薩繆爾·費恩伯格（Samuel Fernberger）在午餐時會晤，一致認為心理學應該更像物理和化學——只做基礎的研究。因此，他們將不再聘請應用心理學家。整個的學術界隨即也紛紛效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