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必須明白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由誰來建設“中國數據”，回答是肯定的，這是政府的職責，中國數據屬于公共服務范疇，不容推給商會或企業(yè)。因為他們的利益中心只是某一個群體或企業(yè)，不能代表國家利益。我個人的意見是農業(yè)部，當然這樣會牽涉到部委之間的職能調整，那就是國務院的事了。當然，要數據就要投入，可能還很大，需要政府忍痛拿出錢長期投入，美國農業(yè)部從1962年建部之始就開始打造美國數據，中國數據可能要花更長的時間，但這是必需的。

國際期貨還有多遠

2004年12月22日，被封殺近3年之久的“2號黃豆”（轉基因大豆）期貨合約重新登場，折射出來的是行政抵制終將讓位于市場選擇，而只有在市場中企業(yè)才能學會競爭的真功夫。

2002年5月28日，大連商品交易所定點交割庫大連友誼國家糧食儲備庫完成了76.5萬噸的天量交割。大連友誼國家糧食儲備庫副經理劉曉兵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與其說5月28號大連商品交易所的交割天量是期貨市場轉基因大豆停牌的外在反應，不如說是拉開了中國與國際市場短兵相接、正面交鋒的序幕。

轉基因大豆摘牌真的能減少進口量嗎？的確，它可以關閉壓榨企業(yè)通過期貨市場購買大豆的通道，但是真正決定進口量的并不是行政手段，而是需求，在國產大豆不能迅速提高產量的前提下，快速提升的油脂需求量才是決定性因素。所以，盡管2002年在兩項政策的壓制之下，大豆進口量從2001年的1394萬噸下降至1132萬噸，一下子減少了262萬噸，但是2003年在兩項政策沒有變動的前提下進口量報復性增長，達到2074萬噸，同比增長83.2%，即使對比之前的歷史最高點1394萬噸，也增長了48.8%。這就是市場的力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意用來限制進口大豆的期貨摘牌手段，最終不僅沒有限制美豆的進入，相反卻使國內進口企業(yè)喪失了套期保值的最佳工具。

讀者朋友也許要問了：“12家國內企業(yè)既然是按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大豆期貨價格定的價，難道不可以套期保值嗎？”要說明的是，中國進口商可以根據自己指定的期貨價格進行現貨交易，并不等同于做了期貨交易。即使今天，中國對境外期貨交易限制之嚴格也是出乎想象的。

在1994年之前，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的主要有四種情況：最早的一批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參與主體是國家級大型進出口企業(yè)和少數銀行，目的是回避國際商品價格和匯率變動的風險，主要做套期保值業(yè)務，渠道是國外的期貨代理商，后來逐漸演變?yōu)閹椭鞠到y(tǒng)下屬企業(yè)做期貨代理；其次是1992年至1994年，各地政府批準成立了300多家期貨經紀公司，2/3都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第三類是期貨咨詢公司和地下經紀公司進行的非法交易；最后一種是一些國外經紀商在國內進行的詐騙活動。

雖然良莠不齊，但是混亂中活力十足，由于監(jiān)管能力不足，導致了大量外匯和國有資產的流失。于是1994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fā)國務院證券委員會《關于堅決制止期貨市場盲目發(fā)展若干意見請示的通知》，明確規(guī)定：停止所有期貨經紀機構的境外期貨業(yè)務。隨后中國證監(jiān)會、外匯管理局、工商局、公安部四部門聯(lián)合發(fā)布嚴厲查處非法期貨的通知，全國上下人人喊打，境外期貨幾乎銷聲匿跡。按規(guī)定，境內注冊的國有企業(yè)（包括國有資產占控股地位或主導地位的企業(yè)）可以經過批準開展境外套期保值業(yè)務，但是獲得此資格難度較大，需要經過證監(jiān)會和國務院兩個層面的審批。到2011年也只有31家國企獲批，獲批企業(yè)也只允許交易自己現貨經營的品種，不準進行期權期貨交易，此外必須向有關部門匯報交易品種、數量等詳細內容。

從那以后，監(jiān)管難度大為降低，相應地企業(yè)利用境外期貨防范風險的能力也大為降低。2003年，李廣富的華農豆業(yè)因為缺乏資格無法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進行套保，國內大連交易所也取消了進口大豆的品種，在以期貨價格交易的大豆市場中，華農等國內企業(yè)基本處于“裸戰(zhàn)”狀態(tài)。

2011年9月15日，中國期貨公司在北京高調設宴，慶祝18年后重返國際舞臺。相信不遠的將來，中國企業(yè)可以在同等條件下參與國際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