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股票交易市場的態(tài)度上，由江澤民領導的中國政府也持類似的立場，但理由有所不同。1989年上任的江澤民并沒能消除市場化改革所遭受的政治敵意，也無法以官方立場承認股票交易所這種存在形式。與此同時，他不愿意或者無法采取嚴厲措施打壓已經進行的地方性試驗。因此，在沒有法律條例或官方認可的情況下，深圳股票交易所繼續(xù)運營，這實際上是一種走鋼絲的冒險行為。直到1991年7月3日，深圳證交所才正式獲得了北京的批準。

八

1992年的價格改革及1994年的稅制改革都對消除價格扭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為單一價格體系及全國市場的建立鋪平了道路。與此同時，新一輪的企業(yè)改革也在整個中國蔓延開來。1992年，中國確立了將實現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企業(yè)改革的支持者也因此有了一個新的任務：把國營企業(yè)轉變成為獨立、自主并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實體。這一決定超越了“放權讓利”的基礎及經營承包責任制，把中國的企業(yè)改革推上了一個全新的舞臺。建立一個脫離政府干預并由市場監(jiān)管的現代企業(yè)制度，便成了企業(yè)改革下一階段的目標。

乍看之下，這個想法似乎違背直覺。國企如何能不受國家干預？企業(yè)改革內部存在著一個困境：國企不可能完全與國家脫離。一個歸國家所有的國企如何變成自主逐利的商業(yè)企業(yè)？一個比較現實的想法是，減少各種官僚機構及相關的繁文縟節(jié)，簡化政府和國企間的關系，同時讓國企參與市場競爭。此外，由于大部分國企已經處于虧損狀態(tài)，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負擔，因此有必要削減國企的數量。我們將會在后面看到，這恰恰是中國政府有能力實現的做法。

從某種程度上講，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企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上市公司有些相像。對這兩者而言，企業(yè)所有者的概念都是模糊的。國企屬于“全國人民”，而上市公司屬于股東。同時，它們的管理與所有權都是脫鉤的。這種相似性也常常被中國的國企擁護者強調。但一個被忽略的事實是，上市公司的運作遵循一整套較為完善的法律和經濟制度，這些制度在西方國家已經發(fā)展了超過數百年。盡管如此，管理層濫用職權、違背誠信、侵犯股東權益的丑聞在西方企業(yè)世界中仍層出不窮。相比它們自身的缺點，中國的國企面臨的困難更多在于國家沒有建立一個合適的監(jiān)管框架。盡管中國政府在1992年已經接納了市場經濟，但這并沒有，也無法抹殺人們思想中的計劃經濟觀念，許多中國領導人、經濟學家及普通大眾的思維方式依然受其根深蒂固的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說法便是由此而來。正因為有著這樣的思維傳統(tǒng)，公有制在中國社會中依然被廣泛認為是共產黨政權的經濟基礎。這種強烈而執(zhí)著的政治取向使私有化幾乎不可能在企業(yè)改革中實行。除了意識形態(tài)上的偏見，文化上的偏見同樣根深蒂固。在中文的語境中，“公”常被認為與公共精神及犧牲精神相關，而“私”則被認為是陷入道德低地的體現。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私”的話題在公開言論中幾乎是一種禁忌。例如，當談話涉及國營企業(yè)的對立面時，人們會用“民營企業(yè)”來替代“私有企業(yè)”。無論是政治上還是文化上，人們對私有化總是充滿強烈的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