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最后幾個年頭，云南小鎮(zhèn)敲一麻袋核桃的工錢是十塊錢，差不多是兩個人折騰一下午的量。何家大妹有時來幫忙，小妹根本不管。敲核桃的地點是糧食局倉庫旁邊的空地，高大的倉庫足以遮陰，半個籃球場大小的水泥地坐滿女人和孩子，圍著一堆堆小山似的核桃。后來每當(dāng)我在上海的超市看到琥珀桃仁，都會想起那些被單調(diào)的勞作拉長的午后。敲核桃不難，只是手指會染上苦澀的黃色，好多天都洗不掉。

琥珀桃仁每袋不過幾粒核桃的量，價格遠(yuǎn)超十元。我從不吃那玩意兒。

當(dāng)我看到何琴來上海的行李包括連根帶土裝在塑料袋里的植株，不免有些詫異，卻沒多想。我隨口問她：你還種著哪，我以為早就死了。她笑笑。

她把它種在盆里，畫在墻上，浸在酒里喝下去。這花對她顯然別有意味。我搞不懂。她難道真的相信仙酒的傳說？而且她不愿意別人喝她的酒。我這人向來是你不讓我做我偏做，有一次搶過來喝了，然后吐著舌頭說：難喝死了！你為什么喜歡這東西？為此她少有地生了一場氣，我沒再開過類似的玩笑。

事后回想，我的宿舍遭賊的二〇〇三年初，其實已接近我們的友誼時代的尾聲。

何琴和我共度的夏天只有來上海的第一年。之后的每個夏天，她會突然消失一段時間。短則半個月，長則兩個月。她從不提自己去了哪里，仿佛是一種生理性的季節(jié)癥候。

二〇〇三年八月，何琴再次不辭而別離開上海。她這種時候向來手機關(guān)機，隔幾天才發(fā)個短信，等你打過去，那頭又是關(guān)機。我對此先是氣急敗壞，繼而無可奈何。

十一月，我因為一些原因辭去報社的工作。可能因為擔(dān)心我，她匆匆返回，然而這時已經(jīng)有某種無可挽回的變化橫亙在我們中間。

因為，在何琴離開上海的那段時間，也就是二〇〇三年的夏天，她開始用月光花釀酒。和她從前常喝的泡酒相比，大約算是升級版。

她的酒癮日漸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