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中包括了機會平等的概念。馬克思從未說過要排除利益，但是馬克思的確認為：如果消除了經濟不平等，資本主義政權就可能消亡。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兒烏托邦的意味。對于蘇聯(lián)來說，這的確是一個烏托邦。蘇聯(lián)共產黨成為精英統(tǒng)治的集團，那些在俄國革命中成長起來的領導人變成了獨裁者，蛻化成與沙皇時代貴族相似的寡頭集團，這樣的領導者當然不能承擔起引導蘇聯(lián)完成從無產階級專政到共產主義社會轉變的重任。蘇聯(lián)其實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而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指導下的極權政體。

烏托邦式的沒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并不需要政黨。在那樣的社會中，每個人、每種事務都可以和諧相處。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思想與中國傳統(tǒng)儒家思想中的“大同世界”和明成祖的想法不謀而合。這一設想雖然難以實現(xiàn)，但是卻是激勵鄧小平改革的美好愿景。

鄧小平決定實現(xiàn)中國向沒有階級存在的社會轉變必然要經過個人激勵的階段，也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過程。粗看之下，這種做法似乎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大相徑庭，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引起了極大的反對。但是鄧小平對不平等進行了重新的定義：不平等來源于機會的缺乏。如果每個人從同一起跑線出發(fā)，有人先到而有人落后，這是他們能力的體現(xiàn)，而不是不平等。這實際上正是機會平等的體現(xiàn)。

“雖然我利用地方保護主義來牟利，但是實際上每個人都可以這么做，只是他們沒有做，不是嗎？”一個啤酒投機商這樣說道。根據此種邏輯，我們的確發(fā)現(xiàn)中國的發(fā)展路徑與西方十分相似，其基礎都是市場與競爭。但兩者不同的是，當中國共產主義致力于消除階級的時候，兩者對政治作用的理解截然不同。

一旦機會平等的概念得到確立，那么國家（更為確切地說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的作用就應該是一個監(jiān)管者，保證任何違規(guī)現(xiàn)象都可以慢慢消除，甚至徹底消除。在這一過程中，中央將權力不斷下放，下放到省，甚至到鎮(zhèn)。這是一個具體的構想與設計。實際上，當無產階級專政走過了革命的階段之后，權力的去中心化過程就開始了。

鄧小平對中國的改造就像跨國公司一樣?！爸醒肴嗣裾缪萘硕聲慕巧胤秸褪蔷唧w負責運營的管理層?！眲㈤_明對此進行了解釋。地方政府就像區(qū)域經理一樣對本地區(qū)進行管理和經營，并向董事會上繳一部分利潤。

這種改革的過程包括了對所有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yè)進行改革并引入私人激勵機制的過程。在1998年，中國一共有64 737家國有企業(yè)，員工總數(shù)達到了1.1億。而到2005年，國有企業(yè)的數(shù)量減少到27 477家，員工數(shù)量下降了40%，只有6 400萬。與此同時，中國私營企業(yè)的數(shù)量卻從10 667家增長到123 820家，員工由970萬增長到3 450萬。簡而言之，中國工業(yè)重組的過程對工人產生了災難性影響，工人們不得不竭盡所能地改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