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一次吃飯時，有一件小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么東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就能弄開。然后從文先生卻搶了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這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蠻，有點土勁，并不高雅，并不優(yōu)美。然而，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個性。在達官貴人、高等華人眼中，這簡直非?？尚?，非?？杀?。可是，我欣賞的卻正是這一種勁頭。我自己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土包子”，雖然同那一些只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我并不覺得低他們一等。

平心而論，喬木雖然表現(xiàn)上很嚴肅，不茍言笑，他實則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正派的人，一個感情異常豐富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風波，他不能無所感受，但是他對我半點也沒有流露過。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說了也是白說。在他生前，大陸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稱為“左后”。我覺得，喬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種有意害人的人呢？

胡適從來就不是國民黨員，他對國民黨并非一味地順從。他服膺的是美國的實驗主義，他崇拜的是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這兩個尺度，他就挑點小毛病，鬧著獨立性。對國民黨也不例外。

我認為胡適是一位非常復雜的人物，他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國尺子來衡量，他也不見得贊成國民黨。在政治上，他有時候想下水，但又怕濕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這種矛盾中度過的。

一個學者的為人和為學兩者之間有矛盾。有的人為學能實事求是，樸實無華，而為人則奇詭難測，像神龍一般，令人見首不見尾。另外一些人則正相反，為學奇詭難測，而為人則淳樸坦蕩。我覺得，在了一先生（王力）身上，為人與為學則是完全統(tǒng)一的。他真正是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

我認為，在馮至身上，作為學者和作為詩人是密不可分的。過去和現(xiàn)在都有專門的詩人和專門的學者，身兼二者又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的人，卻并不多見。馮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作為學者，他仍然飽含詩人氣質。

馮至先生以詩人研究詩人，研究仿佛就成了創(chuàng)作，他深入研究對象的靈魂，他能看到或本能地領悟到其他學者們看不到更領悟不到的東西，而又能以生花妙筆著成文章，同那些枯澀僵硬的高頭講章迥異其趣，學術論著本身就仿佛成了文學創(chuàng)作，詩意彌漫，筆端常帶感情。讀這樣的學術論著，同讀文學作品一樣，簡直是一種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