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從一開始我的學生們總是哄堂大笑，我是“日本人”時學生不僅笑我走路，還笑我的手杖和唇髭，給我起了許多日本人的名字，具體的我就不說了。即使到了中國做派，笑聲仍然不斷，每次教室都要幾分鐘才能安靜下來。學生笑夠了，我開始上課。笑是暫時的，笑也會疲勞。我教高一數(shù)學，教高二時丟掉了教科書，每次上課什么也不帶，只一柄手杖，一根兒粉筆，板書清晰有致，如同科學本身，直到鈴聲響起。下課--沒有一句廢話。上課只一根兒粉筆，只有二十年教齡的特級教師才能做到，而我只用了一年。當然我得承認，二十五年教齡的化學老師也很早就一根兒粉筆，具體什么時間我不知道，可能比我早。不過我仍是杰出的。我按順序教了高一、高二、高三，最后停在了高三上。我是應(yīng)試教育培養(yǎng)出來的魔鬼，高中三年的魔鬼訓練使我早已深得應(yīng)試的精髓，就如同杰出的運動員往往也會成為同樣杰出的教練。加之我又掌握了一套懾人心法--主要是三十年代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做派，因此受到部分學生狂熱的歡迎。一些學生下課圍著我不愿我走，一如當年德國人的狂熱。高考之后，新升入高三的學生家長組成了請愿團，向校長要求請我留任高三數(shù)學，雖然沒佩戴袖標，沒有納粹禮，但舉出了小旗兒，喊出了口號。我留任了，開了許多年學校教學的先例。我的非人教學法--主要是題海戰(zhàn)術(shù)和目空一切，使我第一年教畢業(yè)班就成績斐然。我的理論是：如果我們不在平時壓垮自己，怎么可能在庫爾斯克殊死的高考戰(zhàn)場上取得鐵血的決定性勝利？我培訓（絕不是培養(yǎng)）的人是能挺過來的那些人--結(jié)果很多人都挺過來了，讓我十分驚異。我在中學待了五年。最后兩年，我的學生連續(xù)兩屆成為全市高考數(shù)學狀元（當然，毫無疑問，兩位狀元都對我毫無感激，其中一個后來跳了樓，一個成為著名的食堂縱火犯）。如果說一屆如此成功是偶然的，那么連續(xù)兩屆顯然不是偶然的，有人把我的成功歸結(jié)為我的手杖，說我的手杖是“數(shù)學魔杖”--那時人們對我已非常尊敬，只要提到我就肅然起敬。人們不再指出我的踮腳兒，而是以“手杖”所指--人們甚至學會了隱喻。許多與教育有關(guān)的報紙采訪我，還有電視臺。我手執(zhí)權(quán)杖、滿懷鮮花，尖聲尖氣地回答記者。我是個瘸子，沒別的原因，我就是這樣回答記者的。我的榮譽達到了頂峰，但也不過如此。也就是那一年，我丟掉了數(shù)學魔杖，退出了教師行業(yè)，在中學數(shù)學講壇上徹底消失了。

三

我在家閑置，玩俄羅斯方塊，用直鉤在大魚缸里釣小金魚兒，做化學試驗，燒制各種顏色的水，研究高斯和阿基米德、彎曲空間和圓的度量、托勒密的公設(shè)與循環(huán)理論誤區(qū)、祖率、肯特以及歐幾里德和帕提米亞；謝絕一切學?；蚣议L邀請。外出旅行，乘火車、飛機、輪船、長途大巴，進入人山人海或人跡罕至的旅游點。騎馬、驢、駱駝、騾子，買各種紀念品和小玩藝兒，吃棉花糖。還打電子靶，很快掌握了要領(lǐng)，回回都是靶心。做了手腳的電子槍我可以調(diào)好，照樣命中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