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論起源于“詩論”（古代日本所謂的“詩”就是漢詩），而詩論則是直接從中國引進的。早在公元7世紀初日本“遣隋使”來中國前，中國的一些書籍，包括文論方面的書籍也通過朝鮮半島傳到了日本。隨著遣隋使、遣唐使的陸續(xù)西渡，到了公元8-9世紀，從兩漢到魏晉時代的大量的詩論著作，已經在日本廣泛流傳。當時日本人之所以對中國詩論之類的書 籍感興趣，首先是為了學習漢語的需要。當時誰漢語學得好，誰就會受到尊敬，就會受到重用，就有了立身立業(yè)的資本。漢語學得好的標志，是會吟詩作賦；要吟詩作賦，就要掌握詩文寫作的技巧。由于更多的人無法直接來中國求學，關于詩文的技法技巧、尤其是對日本人來說最難掌握的聲韻格律等方面的文章書籍，特別受歡迎。

中國文論引進期集大成的成果，是曾經作為遣唐使來中國留學兩年的空海大師（公元774-835年）的《文鏡秘府論》一書?！段溺R秘府論》及在此基礎上精編的《文筆眼心抄》，以音韻修辭為中心，將中國唐代及唐代以前的相關詩文論著加以分類編輯，或全文收錄，或部分采擷，或片斷拼接。空海注重的是漢詩技法音韻等語言形式方面的論述，而對文以載道等形而上的議論則不甚措意。這一點既考慮到了當時日本人吟詩作賦在漢語學習上的實際需要，也對后來的日本文論特別是話題選擇，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后來的日本文論正是承接這樣的價值取向，十分關注語言形式、文體樣式與法式技巧，圍繞具體的作品、具體現象展開評論，而對文學本質論、功用論等哲學、社會學層面的抽象問題則很少關心、很少論述。

在引進中國詩論的同時，日本人對中國文論也開始了模仿、挪用和學習、套用。模仿和挪用最早體現在對漢詩文的評論方面。例如奈良時代的漢詩集《懷風藻序》（公元 752年，作者佚名）、平安時代前期的漢詩集《凌云集序》（公元814年，作者小野岑守）、《經國集序》（公元827年，作者滋野貞主）等，作為日本人的最早一批的評論文章，都直接用漢文寫成，在思路與觀念上幾乎全部挪用中國文論，例如“經國之大業(yè)”論、“文質彬彬”論、“風骨”論之類，可以說是中國文論的一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