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論中的名篇，如源俊賴的《俊賴髓腦》、藤原俊成的《古來風體抄》、藤原定家的《近代秀歌》、《每月抄》等，都是私人通信。到了17世紀后的江戶時代，隨著書籍作為商品流通，文論著作的這種“家學”性質有所改變，但仍然以“私學”（私人學校、私塾）及私學先生為中心，帶有很強的圈子化特征。日本文論的社會化的實現(xiàn)，則是在晚近的明治時代才開始的。

日本文論的家傳化、私秘化的著述與流傳方式，甚至決定了日本文論在文體上的特點。那就是文論著述的散文化、隨筆化。相比而言，西方文論的文體特征是邏輯化、體系化、論辯化的，邏輯性的煽情是其文體的突出特征，這與其公開演說與授業(yè)施教的傳播方式密切相關；中國文論的文體特點是“美文”化的理論文體，將詩意的辭章與較為嚴密的義理結合起來，常常表現(xiàn)為侃侃而談的高頭講章，這與中國文論的社會化閱讀與傳播方式密切相關。而日本文論的傳授對象是特定的、有限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家人或朋友，強烈的邏輯、嚴謹的布局、華麗的辭藻，反而會使人感到疏遠，而輕松散漫的文體，卻更有利于“以心傳心”，讓對方心領神會?？v觀日本文論，堪與西方文論相比的純理論文章非常罕見，中國的《文心雕龍》式的體系性著作，也非常罕見。世阿彌的《風姿花傳》是江戶時代之前僅有的篇幅較大而且自成系統(tǒng)的著作，但仍然局限于經驗總結的層面，理論抽象程度不高。一直到了18世紀后的江戶時代后期，由于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并使?jié)h文寫作成為文人的基本修養(yǎng)，來自中國的朱子學抽象的性理思辨、剛剛傳入的西學（“蘭學”）的嚴密的體系架構，對日本文人及其文論著作產生了雙重影響。那時期的國學家賀茂真淵、本居宣長，還有歌學家香川景樹等人的文論著作，也由傳統(tǒng)的隨筆性的軟性文體，逐漸轉化為理論性、論辯性的剛性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