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原俊成（1114-1204）《古來風體抄》（1197）一書的序言，在“歌心”之外，提出了“姿心”這一概念?！白恕敝浮帮L姿”，是日本古代文論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有風格之意。藤原俊成說：“什么是和歌的‘姿心’，很難說明，但它與佛道相通，故可以借經(jīng)文加以闡釋。”但統(tǒng)觀全書，他并沒有加以解釋，也沒有“借經(jīng)文加以闡釋”。大體上，俊成的“姿心”與上述的“歌心”大同小異，但他的“姿心”比“歌心”更為具體，更強調和歌的“風格”（姿）的一面，而且提出了風格的時代性與普世性的問題。在評價《萬葉集》時代的歌人柿本人麻呂的時候，俊成認為“人麻呂的和歌不僅與那個時代的‘姿心’相契合，而且隨著時代變遷，他的歌無論是在上古、中古、還是今世、末世，都可以普遍為人所欣賞?！碧僭〕芍?、著名歌人、和歌理論家藤原定家（1162-1241）的《近代秀歌》（1209）在上述的“心”、“歌心”、“姿心”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綜合，將詞、心、姿三個相關概念加以系統(tǒng)化，提出了“‘詞’學古人，‘心’須求新，‘姿’求高遠”的命題。

在“歌心”的基礎上，后鳥羽天皇（1180-1239）在《后鳥羽院御口傳》中，提出了“歌題之心”的概念。將“心”更加縮小為和歌的題材之“心”，即和歌的題材及其立意。例如，他認為和歌可以從物語中擷取“歌心”，即“歌題之心”，主張“歌題之心”應當“鮮明突出”。和歌與連歌理論家心敬（1406-1475）在《私語》一書中，將中國文論術語“賦比興”來解釋“歌心”，認為“賦”，就是“歌心在如實描述”。如“太陽冉冉升起，金光四射，染紅一片云霞。”“比”，就是“歌心在比擬”，如“神宮中，散落的紅葉，回到了紅塵中?！贝司渲?，以“ちり”（散落）來比喻同音的“ちり”（塵埃），是為“比之句”?！芭d”，就是“歌心在聯(lián)類比物”，如“五月雨啊，山峰上的松風，山澗的流水?！薄把拧保褪恰案栊脑谄匠！?，如“夏天的草啊，變成了，秋天的花?！币驗榇司渲兄毖云湮铮迷~自然本色雅正，是為雅句?！绊灐?，就是“歌心在祝愿”，如“山茶花開放，庭院中，一片芬芳?！?/p>

“歌心”作為日本古典文論中的獨特范疇，不見于中國古典文論。中國古典文論中有“詩心”一詞，但使用極少。明代學者朱宣墡編寫了《詩心珠會》八卷，使用了“詩心”一詞，不過僅屬個例，其他用例極為罕見，更沒有成為一個文論概念。但日本的“歌心”這一范疇的形成，是否像中國的“詩學”之于日本的“歌學”、中國的“詩式”之于日本的“歌式”那樣，其間存在影響與被影響的關系，尚難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