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與“舊”的文化碰撞

縱觀中國走向近代化、現(xiàn)代化的歷史，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它的奇特性。它的奇特就在于它一直糾結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牽扯對峙中，被迫讓步的又往往是傳統(tǒng)，而且在很多情況下讓步的還是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質部分。

無論學術界有多少不同意見，存在著多大分歧，這終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洞穿了大門，因而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近代化”的。越是心不甘，越是情不愿，越是反襯了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及后來才被認識到的西方文化的強大。今天看來，所有這一切集中發(fā)生在清朝晚期并不太長的時段里。伴隨著對西方從物質力量到精神價值的不斷認識，中國人也逐漸快速地由外而內地改變了。這正是原本徘徊在生物學領域的進化論，一進入中國就快速地社會化，形成幾乎被全民族奉為圭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深厚土壤。進步，特別是“新”取代“舊”，換句話說也就是“近代”戰(zhàn)勝“傳統(tǒng)”的進步，被推崇為至高無上的價值，自然也就是走向近代化以保全種類的唯一途徑。

中國的近代化、現(xiàn)代化就是在新舊判然對立的前提下艱難前行的，而幾乎對外來的“新”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對固有的“舊”的價值是無須期待的。例外總是難免的，然而，就那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而言，主流的認知就是如此。外來的“新”等同于好、進步、健康、明智、高尚、文明，固有的“舊”等同于壞、落后、病態(tài)、愚昧、卑劣、野蠻。這樣的認識，今天看來當然是有失偏頗的。然而，在當時，就連中國一流的知識分子都難逃其羅網。

別人且不必說，就拿新文化運動的兩位主將魯迅先生和錢玄同先生做例子吧。魯迅先生是如何敦勸年輕人不要讀中國古書的，言猶在耳；錢玄同先生則干脆認為人沒有理由活過四十歲，因為那就意味著太老了?？墒?，我們千萬不要以為這兩位先生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在處理“新”與“舊”、傳統(tǒng)與近現(xiàn)代的關系上，邏輯是清晰一致的。魯迅先生和錢玄同先生的國學修養(yǎng)都堪稱真正的大師，他們內心的彷徨是顯而易見的。

和他們同時代的吳宓先生至死都不愿意批孔，對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自然和前面兩位先生不同。但是，他也無法否認“新”的力量。在日記中，吳宓先生這樣寫道：“心愛中國舊日禮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積極活動之新方法，維持并發(fā)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計成績，不得不謀事功。此二者?；ケ绸Y而相沖突，強欲以己之力量兼顧之，則譬如二馬并馳?！眳清迪壬J為自己是“將受車裂之刑”的。魯迅先生當然不像吳宓先生那樣“心愛中國舊日禮教道德之理想”，不過，“二馬”之比喻恐怕未必就不適用于他。這里的邏輯不能不說是迷離的，沒有呈現(xiàn)出平衡的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