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最初幾個月，列寧根本沒有擔任任何公認的權威性職務，即使在他自己的黨內也沒有。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少數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仍然反對他所提出的發(fā)動軍事政變推翻臨時政府的計劃，堅持認為黨尚未做好奪權的準備，也沒有得到民眾的支持。不過，列寧贏得了辯論，于是，十月二十五日，政變發(fā)生了。在列寧鼓動的影響下，暴動的群眾洗劫了冬宮。布爾什維克逮捕了臨時政府的部長們。不到幾個小時，列寧成了這個國家的領導人，他將其更名為蘇維埃俄國。

盡管列寧成功地奪取了政權，不過他的布爾什維克批評者所說的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布爾什維克的確處于沒有做好準備的混亂狀態(tài)。結果，它的早期決定——包括建立一黨制國家——大部分都是為了適應當時的需要而做出的。布爾什維克的民眾基礎實在薄弱，因此，僅僅為了保住政權，他們幾乎不得不立即動手打一場血腥的內戰(zhàn)。從一九一八年起，歐洲所曾見過的最殘酷的戰(zhàn)斗在整個俄羅斯的大地上激烈進行，當時，舊政權的白軍部隊重新集結起來與新組建的紅軍部隊作戰(zhàn)，后者由列寧的同志、從“中央咖啡館”回來的“托洛茨基先生”統帥。所有暴力行為并非全都出現在戰(zhàn)場上。布爾什維克政權千方百計地以各種方式鎮(zhèn)壓知識分子和在政治上反對它的人，不僅打擊舊政權的代理人，而且打擊其他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新成立的蘇維埃國家在一九二一年之前一直沒有出現相對平靜的時期。

以這些應急措施和暴力手段為背景，蘇聯的第一批勞動集中營誕生了。像許多其他布爾什維克的機構一樣，它們是在內戰(zhàn)打得最激烈時匆忙作為一種應急措施而專門建立的。這并不是說先前對這個主意不感興趣。十月革命之前三個星期，列寧本人已經粗略地描述了一個當然還很模糊的計劃：要給富有的資本家安排“強制性的勞動任務”。一九一八年一月，因對布爾什維克的反抗非常激烈而惱羞成怒的列寧更加急不可耐，他寫道，他贊成“逮捕乘坐頭等和二等包廂旅行的百萬富翁陰謀分子。我建議判處他們在礦井里強制勞動半年”。

作為對特定的資產階級“敵人”的特定的懲罰方式，列寧關于強制勞動的設想與他對犯罪和罪犯的其他想法非常一致。一方面，這位蘇維埃主要領導人對監(jiān)禁并懲罰傳統罪犯——竊賊、扒手、殺人犯——感到舉棋不定，他把這些人視為自己潛在的盟友。在他看來，產生“社會過激行為”（意即犯罪）的根本原因是“對人民大眾的剝削”。他認為，消除這個根本原因“將使過激行為銷聲匿跡”。所以，沒有必要通過特別的懲罰威懾罪犯：最終，革命本身將把他們清除干凈。于是，第一部布爾什維克刑法典中的某些內容使西方最激進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人士興高采烈。其中，這部法典規(guī)定，“沒有個體犯罪這種事情”，因此，刑事判決“不應當被視為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