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常將文化分成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還有許多評論者一致認為，高雅文化為美國制造了可觀的軟實力。比如，美國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曾經說：“各國的未來領導人在美國接受教育，并從此結下友誼。對于美國來說，這是無可匹敵的，是最有價值的財富?！眮碜允澜绺鞯氐膶W子懷著對美式價值觀和制度的滿心贊許學成歸國。正如一家國際教育機構在其報告中所言：“成千上萬曾經留學美國的人，會一直對美國懷有善意。”許多留學生后來身居要職，而且有能力在攸關美國利益的政策上施加影響。美國著名外交家、作家喬治·凱南在政治力量對比方面是個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者，但他認為“文化接觸”非常重要，它是“一種打消世界輿論對美國的負面印象的方法”。凱南說，“如果單憑文化接觸就能達到這個目的”，那么他“愿意為此放棄所有的政治宣傳儲備”。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也贊成“找出上千種而非一種方法，使人們逐漸增進相互之間的了解”。冷戰(zhàn)期間，高雅文化領域的接觸和交流確實為美國制造了軟實力。美國的劇團、博物館、歌劇團等大量非政府機構紛紛赴蘇聯(lián)演出。一名蘇聯(lián)音樂家說，自己曾被灌輸認為西方世界是頹廢墮落的，可是來自波士頓、費城、紐約、克利夫蘭、洛杉磯的這些知名交響樂團年復一年地來演出，不禁令他疑惑：“墮落腐朽的西方怎么會有這么出色的樂隊呢？”

學術和科學交流也為增強美國的軟實力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雖然美國有些懷疑論者曾經擔心，來訪的蘇聯(lián)科學家和克格勃間諜會“背地里竊取機密”，但他們忽略了一點：這些人在獲取科學秘密的同時，也蕩滌了他們原有的政治思想。其中的許多科學家后來成了蘇聯(lián)國內人權和自由化的倡議者。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福特基金會、美國人文學會理事會、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與110 所美國高校合作開展了學生和教師的交流項目。盡管蘇聯(lián)政府對人員交流的范圍加以種種限制，但1958~1988 年間還是有大約5萬名蘇聯(lián)作家、記者、官員、音樂家、舞蹈家、運動員和學者參與了這個項目。赴蘇聯(lián)交流的美國人數量更多。

20 世紀50 年代，美蘇兩國分別僅有四五十名大學生參與了交流項目。但從長遠來看，即便數量這么少，這些人也足以對當今政治產生重要影響。文化交流影響的是精英人群，對這部分人而言，一兩次關鍵的接觸就可能產生重要的政治效果。例如，亞歷山德拉·雅科夫列夫1958 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深造期間曾經深受政治學者戴維·杜魯門的影響。雅科夫列夫后來成為蘇聯(lián)重要機構的首腦、政治局成員。他在自由化問題上對蘇聯(lián)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施加了重要影響。當年的赴美留學生奧列格·卡盧金日后成為克格勃高官。1997 年，身在美國的卡盧金在回首往事的時候說道：“對蘇聯(lián)而言，這些交換項目就像特洛伊木馬。它們在侵蝕蘇聯(lián)的制度系統(tǒng)方面發(fā)揮了巨大作用……這些年來，它們影響了越來越多的人?！本⒅g的文化接觸產生吸引力和軟實力，它們?yōu)槊绹鴮崿F(xiàn)政策目標做出了重要貢獻。

探尋高層文化接觸的政治效果還不算太難，相比之下，要證明流行文化對于政治的重要性就困難多了。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早在19 世紀就指出，民主國家對工匠及其產品不會有階級或協(xié)會方面的限制。大眾口味決定流行。資本主義經濟在商業(yè)利益的驅使下尋求廣大的市場，受眾在文化上的共性微乎其微。有些人認為，美國流行文化靠純粹的市場力量和享樂來誘惑人。許多知識界人士和批評家對流行文化嗤之以鼻，因為它帶有赤裸裸的商業(yè)主義。他們認為流行文化提供的是大眾娛樂而非信息，因此幾乎不會產生任何政治影響。在他們眼里，流行文化對大眾而言是麻醉劑、政治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