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熬過高中三年，我回到北京讀大學。用鑰匙打開舊屋的門，所有的家具上都罩著白色的防塵罩，地板上一層細細的、親切的、來自西伯利亞和黃土高坡的粉塵。我對北京的思念終于得到治愈—家鄉(xiāng)，我回來了。沙塵依舊猛烈，道路依舊擁堵，發(fā)小兒們大多都在，一部分在學電影或者音樂，一些人在中青政和外交學院，還有一些人在英國—如果陳言在北京就好了。

他比我大八個月，年級高我一級。我升入大四這年，他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畢業(yè)回國。

這下終于完美了。

我心滿意足。

陳言的爸爸媽媽給他在央企安排了一份工作。給他接風的時候，我們取笑他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因為他什么都不用做，甚至不用打卡，他唯一的工作就是領一份高薪。

“你們不覺得心虛嗎，我請問？”陳言在英國被歷練得喝威士忌如喝水，可是當時也喝多了，滿臉酒暈，眼神也迷離起來：“我浪費納稅人多少錢，都是在合同里寫得明明白白的，一分不多浪費，你們呢？”

楊寬舌頭都大了，勾著陳言的脖子：“哥們兒，你是不是被傻老外帶壞了，你現在怎么這么胸無大志？”

“你別廢話，我小時候也胸無大志?！?/p>

我在一旁拼命點頭。讀小學的時候，他跑到班主任的辦公室里問可不可以不加入少先隊，他覺得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特別傻；后來老師要他當小隊長，他堅決不肯，因為他覺得板著臉管人特別傻；再后來要參加初中生奧林匹克競賽的學生在教室里補課，他在操場上打球打到胳膊脫臼，他說把大好的暑假浪費在什么奧賽金牌上簡直傻透了。

作為發(fā)小兒中最胸無大志的人，他第一個逃離這個圈子，專心去萬里之外吃喝玩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