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召公路線

周公乃一時無兩之政治強人，他的名頭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后世，都遠遠地蓋過了同為姬姓王族的召公奭。然而，召公之于周王朝的重要性實不可小覷。

周公主導了二次革命，而他的核心地位來自其“當仁不讓”的攝政。這個政治核心之所以能在權傾天下時不走向寡頭統(tǒng)治，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周王朝“核心人物”間的相互制衡，尤其是周、召二公。從“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再到“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史記》），乃至周、召二公名位的世襲，最后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毛詩·大序》），周朝政府里的“三公”共輔幾乎從一開始就只剩下了“兩黨”互動。  

東西戰(zhàn)爭的艱難時期，周、召二公戮力同心，助武王掀翻帝紂神權。然武王驟崩，少主勢單，周、召二公開始發(fā)生分歧，首要矛盾便是周公攝政的問題。召公自有合理質(zhì)疑，也有情緒上的不悅，其間或許摻雜著貴族的政治利益與異母兄弟間的感情隔閡。在之后的一大段時期內(nèi)，召公都幾乎作為周公的對立面而存在。

二公的思想路線也形成了尖銳對立。周公營洛，代表了周族內(nèi)部的開放派和軍功勢力，或可稱之為“周黨”。他們積極進取，努力爭取殷人，并不惜把部族命運主宰力量與政權的合法性讓渡出去，有對天命的敬畏與對異族的謙遜，以此可沖淡異族的排外信仰；召公主陜，則代表了周族內(nèi)部的保守派與農(nóng)商勢力，姑且稱之為“召黨”。他們雖然也承認靠天吃飯，但更注重張揚自身的力量，他們堅信宗周江山的取得全在打拼，召公甚至說“天不可信”，實際上已將天命架空。雖然周公受屈上天動怒的“金縢”傳說已表明天命觀在周朝取得了統(tǒng)治地位，但召公畢竟戳中了天命信仰“不落實”的命門，盡管此時周人的信仰危機還遠未到來。

“兩黨”的路線之爭可看作王朝內(nèi)部的東西之爭?！爸茳h”認為殷人的失敗是上天決定的，周人如欲守住先王基業(yè)，坐享天下，永固大命，就必須以誠待天，凡事顧念上天之威嚴；“召黨”則認為周人的勝利不在“天”，而在于“我”，周族的興旺發(fā)達應憑借先君之德，而非其他。同時，召公對異族抱有深深的戒心，如西戎地區(qū)的旅國曾向武王呈獻大犬，召公便以“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為訓提醒武王。

一種天公，兩般時節(jié)，周、召之分歧看似不可調(diào)和，卻都彰顯出部族本位，以至于以周王朝早期政治東西差別之大，竟沒有如亞歷山大帝國那樣分解為托勒密王國、塞琉古王國和安提珂王朝，此正是本位之功。周公傾向于為周族爭取天命，政績是“東國”的穩(wěn)固與新制度的構建；而召公傾向于為周族延續(xù)祖德，故他師法先君，致敬傳統(tǒng)，在一棵棠樹下為民裁判，兢兢業(yè)業(yè)，并巡行鄉(xiāng)邑，體察下情，與群眾打成一片，深得民心，此頗有文王之風。召公辭世以后，人民緬懷其德政，不忍伐此棠梨老樹。至于《甘棠》一詩，傅斯年說：“周衰楚盛，召伯虎之功不得保持，國人思之。”（《詩經(jīng)講義稿》）樹不易遷，坐于其下，既表示受祖德庇蔭，又象征著周族根深蒂固的生存狀態(tài)。

天可增加祖德的厚度，祖德可拉近天的距離，隨著王權的逐漸加強，此兩種思想路線與治國風格終將合二為一。無論如何，周初的思想路線之爭展現(xiàn)出中華文明早期政治哲學的突飛猛進。

雅斯貝爾斯“發(fā)現(xiàn)”了人類歷史上的“軸心時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活著邁入這個時代的古典文明都堪稱楷模。從武王定鼎封建，到周公制禮作樂，再到成康之治，華夏文明完成了偉大的奠基。尤其是在殷周革命風云激蕩之時代，更容易產(chǎn)生新思想和偉大人物。中國人的【頭顱】已經(jīng)長成，只待“腦細胞”逐漸地填滿腦殼。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殷末周初的腦袋還不好使，相反，他們的遠見卓識至今仍可資治。

若問周朝的光輝意義何在，只需對比其首尾兩端的政權殷與秦。周朝是中國歷史上“存活”最久的朝代，若加上先周時期，則長達千年以上，若再算上其對后世中國深刻之影響，真是“余無能名焉”，仍然只能借用那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