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我在1943 年1 月份到達成都時，發(fā)覺“當?shù)芈又鴥?nèi)戰(zhàn)即將爆發(fā)的不容忽視的情緒，其中傳教士左派以及外國軍事力量都對此深信不疑”。這當然也包括當?shù)氐囊慌N紳階級領袖，曾于1905 年左右赴日學習的大地主們，他們反對四川軍閥，但在1935 年卻歡迎蔣介石的到來。他們會追隨蔣介石，擁護他作為領袖，但是無法忍受國民黨及其黨員。同時，他們希望消滅共產(chǎn)黨，使四川歸他們四川人（地主）所有。這是另一個與其他所有派系存在爭執(zhí)的團體。

然而，所有這些人都預測，當時機成熟時，國民黨必將在6 個月內(nèi)打垮共產(chǎn)黨。與此同時，反英情緒也很強烈。為人親切和藹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吳貽芳博士（1949 年后擔任中共江蘇省教育廳廳長）表達了一種普遍的失望：

中國人將妻兒、財產(chǎn)轉(zhuǎn)移到香港和新加坡加以保護，然而當他們與幸存的英軍一起投降時，有著嚴重的挫敗感。英國人無法按其要求行事，因而，當他們堅持他們的權(quán)益要求時，激起了中國人的憤怒。

我曾與四川省政府主席、政學系人物張群在一次會議上見面，在他看來，英國人與美國人——

本質(zhì)上是不同的，前者為君主政體，后者則是民主政體。他反復強調(diào)中國與美國合作的口號，意思是美國必須一直扮演圣誕老人的角色。

我從這些游歷中獲得的五花八門的見識使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促使我決定用文字再次抨擊想象中的敵人，即在華盛頓的國務院政治顧問亨培克。我給柯里博士寄了一份有關文化關系政策的備忘錄，并希望遞交給希斯，由其轉(zhuǎn)交亨培克和漢密爾頓。這是一份主張采取干涉政策的文件，文中闡述道：

項目必須以政策為基礎。對華文化關系項目之所以受挫，是因為政策并不適合當前的狀況。中國是個戰(zhàn)場，在那里我們應努力讓我們的價值觀念占優(yōu)勢，只要它們適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但迄今為止，文化關系項目還僅僅停留在方法層面，而未考慮要達到什么目的。

具體地說，是我們的項目計劃往往只偏重于消息報道的某一個范圍，即力圖告訴中國人美國人是如何行事的。因此陸軍公報在宣傳我們是如何打仗的，新聞部門專門說明我們是如何生活的，美國發(fā)生了什么，而文化關系司的縮微膠卷以及技術(shù)專家又只會介紹這就是我們的科學技術(shù)。綜觀整個項目，都是各種信息的報告。其理論依據(jù)是認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能夠被中國人主動接受。如果它是好的，那么中國人自然會接受，而如果它是不好的，那么再怎么說也無濟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