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肚子,一定比較大,大肚才能容,能容天下難容之事,除了能吃雜燴、喝雞湯,也能吃西餐、喝洋酒、品咖啡,雖然對這些他一開始也鬧了不少笑話:不懂喝洋酒的規(guī)矩,一口就把杯中酒全干了;不明白怎么品嘗咖啡,就把熱咖啡倒在小碟里一口一口地呷。
他是個接地氣的人,不會犯非此即彼的急躁病。因為他幼年過過苦日子,從風里雨里泥里走來,血脈里已經(jīng)養(yǎng)成過能容萬物的品性。他不革命,只改良:造輪船,修鐵路,開煤礦,辦學堂,編課本……他似乎很明白,中國要邁一大步,他自己必須得先邁一小步。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講的,說有個人吃燒餅,吃一塊不飽,于是又吃一塊,但還是沒吃飽,于是又吃,等吃到最后一塊時,終于飽了!他于是感嘆:早拿到這最后一塊,早飽了!
千古王朝,成王敗寇,后世修前朝的歷史,肯定是按自己的口味和觀感,前人絕對沒有置喙的機會了,所以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然而歷史既然由勝利一方來寫,就難免要犯這種吃燒餅的笑話,所以有人會傻傻地問,李鴻章為什么不讓中國一下子吃飽。
今天,我們再回首李鴻章、康有為和孫中山,細細思量,會覺得很有趣,和李鴻章相比,康有為是革命者,而和孫中山相比,康有為又是保守派,他們在歷史上的座次,其實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遙,沒有絕對的黑白。蔣勛說,革命者在革命前都是詩人,但在革命成功之后都成了凡人。按中國人的觀念,李鴻章并不是一個革命者——器物之變其實也是一種革命,他左右大局的洋務(wù)運動,最后也從強兵轉(zhuǎn)向了富民,他是一個煙火人間的中國老者。
所以,李鴻章的一生并不蹈空弄虛,而是結(jié)結(jié)實實地引進西洋器物,這些對帝國最能派上用場,對老百姓也最有用處,這雖然聽起來不如革命那么過癮,但這才是李鴻章,就像他的燴菜和燒餅,雖然亂燉一鍋不好看,吃一個吃不飽,但卻是最有滋味和最能救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