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袁世凱到底不是一個民主共和主義者，所以對共和的理解不是很明確，甚至很不確切。這在后來與顧維鈞的談話中可見一斑，顧維鈞回憶錄里這樣寫道：“他（指袁世凱）問我共和的含義是什么。我說共和這個詞的意思是公眾的國家或民有的國家。但他認為中國的老百姓怎能明白這些道理，當中國女仆打掃屋子時，把臟物和臟土掃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關(guān)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潔，大街上臟不臟她不管。我說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他們無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們也一定愛好自由，只是他們不知道如何獲得自由，那就應該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來推動民主制度的發(fā)展。他說那會需要多長時間，不會要幾個世紀嗎？我說時間是需要的，不過我想用不了那么久?！保櫨S鈞：《顧維鈞回憶錄》(第1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3頁。）其實袁世凱深受傳統(tǒng)文化影響至深，對共和國家到底是個什么樣子，共和國家的優(yōu)越性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這也許為以后歷史發(fā)展的曲折埋下伏筆。

盡管如此，袁世凱不僅促使清帝盡快退位，而且還宣布贊成共和，即完成了革命派所開的條件，其實，這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說明了共和潮流之不可逆轉(zhuǎn)。孫中山于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即向參議院提出辭職并向參議院推薦袁世凱的咨文。15日，參議院舉行臨時大總統(tǒng)選舉會，十七省議員，每省一票，結(jié)果全體一致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tǒng)，這樣，袁世凱就取得了民國政府的最高領(lǐng)導職位，達到了其日夜企盼的理想。

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袁世凱根本沒有話語權(quán)，稱帝是其揮之不去的陰影，即使其所言是歷史的真實反映，也必然被貼上狡詐的標簽。而革命派一方的認知，不管正確與否，都可以當做論史的依據(jù)。其實，這不是歷史研究者的正確立場，也有違價值中立的原則。袁世凱本人是如何看待他如何成為大總統(tǒng)的，確實很有意思，和我們傳統(tǒng)觀念有很大的不同，他說：“然中華民國國體之更新尚在約法未定以前，其締造艱難得以至于今日者，固原於國民心理之所關(guān)，而實成于前清帝后之能讓。溯自武昌首難月，唯辛亥中秋，其時本大總統(tǒng)激于救國救民之真誠，出而肩至艱之巨之重任，唯一宗旨以為，但能保前清皇室之尊榮，則國家不妨視為天下之公器，但能謀五大民族之樂利，則政治不妨改為民主共和，此本大總統(tǒng)于大清皇帝下詔退位之日，即披肝瀝膽，以優(yōu)待與宣布共和二事反復磋商，蓋非徒效孤忠于故君，亦所以昭公信于民國，耿耿此心，我國民當能共諒。”（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九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47頁。）從中我們不難看出，袁世凱首先強調(diào)的是“國民心理之所關(guān)”，其次“前清帝后之能讓”，然后才言自己的努力和革命派的磋商。袁世凱所言是否符合事實，我們以后見之明觀之，也很難認為他是錯的。因為歷史的結(jié)論也得考慮到歷史人物本人是怎么認識的，不管這種認識正確與否，那是他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解答，他的認識和解釋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然有很重要的影響，如果不考慮這一點，袁世凱是如何成為臨時大總統(tǒng)的，就會多多少少失去歷史的真實性。其實，歷史往往就是這樣復雜，那么歷史研究就必須要充分考慮這種復雜性，由表及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從而得出科學的結(jié)論。

后來由于孫中山對袁世凱疑忌，相繼提出建都南京，以及用《臨時約法》束縛袁世凱的策略，但是袁世凱卻以北方秩序尚未穩(wěn)定為由拒絕南下，只是對《臨時約法》尚無異辭。于是，為了顧全大局起見，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也只得同意袁世凱的主張，在北京成立新政府。這樣，新生的中華民國就進入了袁世凱的統(tǒng)治時期，也進入了南北統(tǒng)一的民主共和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