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xiàn)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并，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內(nèi)悉條議以聞，再行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

至西幸太原，下詔求言，封章屢見。而今之言者率出兩途：一則襲報館之文章；一則拘書生之淺見。指其病未究其根，尚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悉歸于窒礙難行。新進講富強，往往自迷始末；迂儒談正學，又往往不達事情。爾中外臣工，當鑒斯二者，酌中發(fā)論，通變達權(quán)，務極精微，以便甄擇。

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轍，空言塞責，遇事偷安，憲典具在，決不寬貸。將此通諭知之。

這道上諭表明：

1．經(jīng)過庚子事變后，清廷在反思之余，態(tài)度已經(jīng)發(fā)生了一個比較徹底的轉(zhuǎn)變，這就是從原來的頑固守舊開始轉(zhuǎn)向維新圖強。上諭中雖然仍宣布康梁為逆黨，斥責康梁變法為“亂法”，但并沒有反對變法從新的意圖，反而說：“所有一切自強新政，胥關(guān)國計民生，不特已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尚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贝褥倪@種做法主要是想把自己即將舉行的新政與戊戌變法區(qū)別開來，其變法自強的愿望與主張是堅定的。

2．清廷終于敢于走出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怪圈，不再拘泥于祖宗的成法。認識到了“法積則敝，法敝則更，惟歸于強國利民而已”的正確性和重要性。

3．在總結(jié)過去洋務運動成敗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主張。這道上諭希望突破洋務運動的藩籬，指出了“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又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因此，富強之路、振興之望在于必須舍西政之皮毛，而求西政之本源。

4．如何舉辦新政才能富強，清廷并沒有十分成熟的主張。因而下諭要求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舉所知，各抒己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再由朕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