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本人的特殊性”方向極端傾斜的“日本人論”擁有奇妙的悖論。

例如，日本企業(yè)相互競爭激烈，卻又一絲不茍地踐行著相互扶持、相互幫助的做法。日本人強烈執(zhí)著于自然，卻在公害、環(huán)境破壞方面問題越來越嚴重。日本注重禪宗，是一個重視精神世界的國家，然而也是一個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消費文明社會。在“日本人論”的視野里，對這樣的矛盾視而不見成為一種默契。

戰(zhàn)敗后的“日本人論”之所以要描繪一幅“與歐美國家不同的日本人”的形象，是由于直接引進了美國研究者的“日本人論”的緣故。此后，土居、中根等人的“日本人論”被翻譯成英文，廣為人知，這時，美國的研究者們又開始將日本人的“日本人論”作為參考。

我們耳熟能詳的“日本人與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人都不相似”的觀點就這樣在“東方主義相互參照”的理論下應運而生。

第十八個使徒

明治三十一年（1898）二月，大日本武術講習會創(chuàng)刊了一份名為“武士道”的雜志。

瑞穗太郎在創(chuàng)刊號上刊載了“發(fā)刊詞”，他對埃及、印度、越南、緬甸、泰國、中國、朝鮮以及東南亞各國紛紛處于西歐各國的蹂躪之下感到十分憂慮，言辭激烈地批判了歐美列強的帝國主義行徑，他指出：“這是無情無義、傷天害理的強盜行為，這是弱肉強食的獸行。”接著，瑞穗認為，能夠與基于優(yōu)勝劣敗、弱肉強食世界觀的“世界獸欲傾向”進行對抗的唯有日本——它是“坐鎮(zhèn)保護東方的靈社”，是“天人調和的守護神”。他宣稱，日本一定要振興“人類最大的精華”——“武士道”，一定要發(fā)揮“至誠”和“威勢”

佐伯真一，前引書。。如果我們把《武士道》雜志中的帝國主義批判轉換成市場原理主義的話，那么，它就成為《國家的品格》的孿生兄弟了，這絕非偶然。明治時代的人與我們一樣，都強烈地感覺到一種不安：“實體不明的東西正侵蝕著我們”。為與西方近代主義——即全球主義——相對抗，那時他們所依據的是武士道，而我們現在之所以仍然重復著相同的行為，是因為即使過去了100年，日本人也沒有建立起取而代之的精神上的價值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