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華民族要對人類發(fā)展承擔責任，就應該努力加強對于世情的研究。強調注意“世情”，就是說我們必須有世界眼光。

英國上議院的議員、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梅格納德·德賽在《馬克思的復仇》一書中說：斯密和黑格爾的學說構成了現代西方思想的兩個基石，但斯密和黑格爾恰好也是馬克思最主要的兩個批判對象。

馬克思批判西方思想的這兩個“基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無論斯密還是黑格爾，他們都把歐洲的道路、把基督新教當作了一個普遍的解釋框架和普適的價值，從而表現出一種非常片面的視角。

黑格爾的歷史敘述如斯密的一樣，講的只是西歐內部的辯證法或辯證發(fā)展，給人的印象似乎是西歐可以脫離當時的世界而獨自“辯證地發(fā)展”。他們不但對于中國很無知（盡管斯密贊揚過中國的市場，但黑格爾卻幾乎一直把中國人等同于韃靼人），而且他們更完全忽視了伊斯蘭文明的動態(tài)發(fā)展進程。無論斯密還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他們對世界史敘述的一個極大的缺陷均在于，沒有包括從羅馬帝國衰落到文藝復興之間8 個世紀的歷史內容，人類歷史在他們那里一下子就少了800 多年，而這樣的歐洲史、世界史難道不是斷裂的嗎？

顯然，在那個時期，人類文明進步的主流、對歐洲沖擊最大的文明就是中國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因此，德賽說：“歐洲現代性的故事是按純粹的歐洲標準，以排外和無知的方式編寫的。在那里，世界其余的地方根本不存在?！?

馬克思超越斯密和黑格爾的地方正在于他的世界視野，他對中國、印度、俄國和美國等國都做了研究，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在多種文明互動的基礎上形成的。馬克思指出：歐洲的“團結”是歐亞大陸長期沖擊和歐洲對外殖民戰(zhàn)爭的結果，歐洲的資本主義離開了美洲、非洲的資源和中國的市場就不發(fā)展，歐洲的金融制度起初不過是其對外擴張掠奪的工具，它迅速地把全世界的財富集中在少數歐洲金融家的手里，并把無窮的戰(zhàn)爭債務轉嫁到歐洲大眾的頭上，這就造成了那里的勞動者不得不起來革命。而其中最為關鍵的是，馬克思指出：歐洲文藝復興的語言是“借來的”，正如盧梭指出的那樣，文藝復興的語言是歐洲從“可惡的伊斯蘭人”那里借來的東西。

我們學習馬克思的辯證法，首先就必須學習他的這種世界視野。

從16 世紀開始，中國文明、伊斯蘭文明和歐洲文明在發(fā)展道路上確實漸次出現了彭慕蘭在《大分流：歐洲、中國與現代世界經濟的發(fā)展》一書中提出的那種“大分流”的發(fā)展趨勢。遺憾的是，彭慕蘭的著作沒有涉及伊斯蘭文明，而這個問題恰恰最需要我們今天認真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