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國僅僅扮演主流文明追隨者的角色，即使學得再像，即使從一個只知富強、不懂文明的偏科生進步為德藝雙馨的模范生，那也不算是中國文明的復興，而只是西方文明的勝利。世界精神的中心依然在大西洋，世界依然是一個一神教的無趣世界，或者用科耶夫的話說，是一個“普遍同質國家”的世界。世界精神即使回到東方，東方對它也毫無貢獻，甚至以犧牲自己文明為代價成全了歷史的終結，窒息了世界精神向更高階段的提升。

那么，充當主流文明的反抗者行不行？這幾年，一些“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鼓吹者試圖將主流文明簡單混同于西方模式，視之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邪路，強調中國文明的特殊性以及近代以來中國反抗西方、探索強國之路的“偉大意義”，似乎中國為天下開辟的，將是一條與之前的世界精神迥異的現代化道路。正如前文所說，時殷弘的研究表明，國與國之間的世界爭霸戰(zhàn)，較量的雖然是實力，但背后是對世界精神的爭奪，是對普世文明的態(tài)度：凡欲挑戰(zhàn)主流文明的，最終難免失敗，比如曾經是那樣野心勃勃、發(fā)動“二戰(zhàn)”的德國。而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都曾經是當年世界霸主的同盟與伙伴，它們尊重主流的普世文明，又在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上有所發(fā)展，最后取代老霸主，成為世界精神的領導民族。

對于世界主流文明，追隨沒有出息，反抗終將頭破血流，唯有在順應主流文明的基點上有所創(chuàng)新、有所發(fā)展，才是中國文明崛起的正道。黑格爾說過：“個別的民族精神通過與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融會貫通才能實現自己的任務，才能完成自己，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民族原則之間存在著一個前進、發(fā)展的連續(xù)的關系。世界歷史哲學的哲學就是要在這種運動中發(fā)掘其內在連續(xù)性。”一個偉大的世界民族，不應是固守自家文明傳統(tǒng)的民族，而應是將民族復興的大業(yè)融入世界歷史中的民族。中國需要一種新天下主義精神，將全世界優(yōu)秀的文明遺產（包括自己的文明傳統(tǒng)）都包容進來，一方面融入世界的普世文明，另一方面又保留中國文明的自身主體性；一方面將普世文明轉化為中國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將中國的特殊性提升為普世文明的一部分，如此中國才能真正成為一個世界民族，中國文明對全人類才會有偉大的貢獻。

一段新的世界歷史即將來臨，它將改變過去幾個世紀大西洋文明的一神教歷史，開始太平洋文明的多神教歷史，而黑格爾所說的世界精神，將存在于被現代文明所內化了的各大軸心文明的共享之中。過去一個半世紀的中國，生存于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歷史邊緣，到了21世紀，中國重新回到世界舞臺的中央，那是各大世界民族展現普世精神的舞臺。中國的返場，東方睡獅的蘇醒，將重新定義并改變世界歷史本身，那將是“后軸心文明”時代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