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女兒在北京和大陸許多地方演講，她做了一個活動，就是爭取我們公民的權(quán)利。她所謂的權(quán)利大部分不是政治性的，而是覺得要維護我們應有的標準和權(quán)利：鄰居吵了我們，我們要跟鄰居計較，鄰居的狗叫了，我們要檢舉他的狗在叫。我女兒跟我聯(lián)絡，我跟她說：你這樣做法，你要準備付出代價。如果愿意付代價，當然就可以爭取權(quán)益。我特別告訴她，你注意有一個Nadar的美國人，我女兒當然知道這個人，她說我會注意。

Nadar是什么一個人啊？這是個神經(jīng)病。美國哈佛大學畢業(yè)以后，他不吃不喝，干什么？過最苦的日子，去揭發(fā)美國汽車公司的黑暗。就是很多汽車做出來，是不安全的，可是生產(chǎn)者欺騙消費者，騙這些買主，他們掩飾這個黑暗，他就很耐心地去一樣一樣揭發(fā)，一樣一樣去檢舉。汽車公司派人收買他，買不動，派流氓威脅他，流氓他也不怕，軟硬都不吃。他自己每天只睡四個小時，過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自己也不開汽車，就這么一個怪物。后來，在美國造成很大一個風氣，很大一個響應，害得汽車公司道歉，他變了保護消費者權(quán)利的一個英雄人物，可是他付了很多代價。我提醒我的女兒李文（Hedy Lee），我說你要準備付代價你就可以玩，不想付代價你就心里有數(shù)，就是這樣子。

大家都說我在中國的臺灣地區(qū)是兇悍的人，我喜歡打官司。我告訴你們?yōu)槭裁次蚁矚g打官司。因為打官司便宜，花一塊錢，買一個打官司寫的告事狀，有固定的格式，一天就告一群人。為什么喜歡告人？因為要用法律的手段，幫助我爭取我應該有的權(quán)利——他不守法律啊，我們逼他守法律，就這樣子啊。法律本身是睡覺的，你要使它醒過來，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標準。我就專門干這行了。

可是我爭執(zhí)的對象大部分都是政府，我所恨的國民黨的偽政府，民進黨的偽政府，我恨這個政府，所以來告他們。這里面最有趣的一點，就是在這個地區(qū)有一個法律，后來他們公布了叫做“國家賠償法”，意思就是說國家做什么事情做錯了，包括政府的公務員做了什么錯事傷害了你，你有權(quán)利向政府要求賠償，叫做“國家賠償法”。我曾經(jīng)在我的節(jié)目里面向大家展示過，我有96本書被查禁，我說我是古今中外被查禁書最多的一個人。當時國民黨政府查禁我的書用的法律就是，說我們現(xiàn)在是戒嚴地區(qū)。國民黨在臺灣搞戒嚴，是全世界歷史上戒嚴時間最長的。最后，蔣經(jīng)國在臨死以前，為了表示他自由民主，就把這個這么久的戒嚴解除了。解除前半個月，他們還對我動手。我印了一批禁書藏在臺中我母親在臺中一中宿舍的家里。我母親是臺中一中訓導處的職員。趁著我母親在國外探親的時候，我就藏了一批禁書，藏在里面。在“解嚴”前半個月，換句話說，過半個月就解嚴了，所有書以這樣的方式就不能禁了，臺中市政府聯(lián)合了臺中地區(qū)的警備總司令部，找來鎖匠，打開我母親家里的門，沖進去把箱子打開，把我的禁書沒收了。沒收了以后呢，我立刻就去告。

到了法院以后，臺中市政府派來代表，警備總司令部那時候也解除了，可是他們也派來相關(guān)的人士。他們跟法官說，我們知道李敖先生要告我們，所以在整個的查扣過程里面，我們都現(xiàn)場錄影，現(xiàn)在可不可以放給法官看？

法官說可以，他們就放給法官看。他們說：李先生家里放了很多紙箱子，有些紙箱子是禁書，有些紙箱子不是，我們就一本一本地打開，一本一本地查，哪一本是禁書放在這邊，不是禁書我們回歸原位。最后，分出來以后，我們都掃地。你看，我們給他掃地，掃得干干凈凈，馬桶都沖過，我們是這樣子客氣地把他的禁書搬走了。整個的錄影的畫面告訴法官，我們是規(guī)規(guī)矩矩的，或者非常禮貌的，非常清潔的。在“解嚴”前半個月，最后下手，沒收了李先生的禁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