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夏天，東歐劇變已成定勢，這種變化自40 多年前冷戰(zhàn)開始以來從未出現(xiàn)過。盡管當時擔任的是《時代周刊》的國內(nèi)新聞編輯，我還是決定走出辦公室，親自到那里看看。新聞和歷史在此次行程中神奇交匯，其中有很多難忘的時刻，比如與萊赫·瓦文薩（Lech Wal?sa）在格丹斯克船廠、與躁動的學生在柏林墻邊等經(jīng)歷都讓人難以忘懷。但是最值得記住的是在布拉格的經(jīng)歷，那天前捷克領導人瓦茨拉夫·哈維爾被釋放出獄。

《時代周刊》駐布拉格的特約記者是哈維爾的朋友，因此他帶我去了哈維爾位于查爾斯大橋的住所。我心懷敬畏地與他坐在沙發(fā)上。對我而言，哈維爾也許算是我們那個時代捷克最偉大的英雄了，也許只有一個人能與其相提并論，那是自從我在1968 年“布拉格之春”期間跟蹤報道國際事務之后一直尊敬的一個人。這時，有人敲門。我起身去開門，打開門的一剎那，他的名字便脫口而出：杜布切克（Dub?ek）。這位1968 年的英雄，“布拉格之春”的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此前一直隱居在前捷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fā)。雖然與哈維爾素未謀面，但聽說他出獄后，杜布切克便乘車來到布拉格表達對他的關切。

我一般不保存我與政治家們的合影，但是我格外珍惜那天與哈維爾和杜布切克的快照，因為那一刻便定格了歷史。這篇文章回顧了戈爾巴喬夫在東歐劇變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1989 年11 月《時代周刊》封面故事的節(jié)選。

俄國人經(jīng)歷了上百年外敵入侵的磨難，一直以來都把國家安全視為領土控制和領邦臣服的代名詞。莫斯科想把周邊國家當作自己應對威脅的擋箭牌，加上1 000 多年來俄國的擴張主義以及20 世紀遍布全球的馬克思主義傳教士，這一切都促使斯大林把軍力投放在東歐，并在那里建立了傀儡政權。

蘇聯(lián)的安全訴求必定成為別國的威脅，但也給自己帶來了危險。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斯蒂芬·柯恩（Stephen Cohen）說：“歷史的諷刺在于斯大林在東歐建立的安全區(qū)成了最不安全的隱患之一。”蘇聯(lián)的行為引發(fā)了東西方的競爭；這些“諸侯”國難以馴服，蘇聯(lián)因此付出了巨大代價，不堪重負。

因此，蘇聯(lián)控制東歐的日子走到盡頭也是可以理解，也許甚至是難以避免的。數(shù)年后，人們重新審視1989 年的劇變，即便想得通，也會震驚如初。因為突然之間，新聞頭版接連報道此事，這在一年之前還是難以想象的——歐洲格局將重新建立，國際關系也將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qū)μK聯(lián)安全的重新定義下轉(zhuǎn)型。

我們熟知的東歐在存在了40 年后于1989 年解體，歷史會在某一天將這一時間重重地刻在時間軸上。人們往往人為地設定這樣一個概念：一批國家與鄰國突然被“鐵幕”隔開，并被強加了一種己所不欲的意識形態(tài)。蘇聯(lián)對東歐的統(tǒng)治在未來看來也許不過是一段短暫的插曲（1945~1989 年），這一插曲給中歐留下了經(jīng)濟殘局，對其文化和歷史卻幾乎沒有什么持久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