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西班牙的民主轉型，或許是近來威權主義合法性之失敗的最典型例子。從許多方面來說，佛朗哥將軍都可謂是十九世紀那種歐洲保守主義的最后一個代表人物，即已在法國大革命中被擊潰的基于君權和圣壇的保守主義。然而，西班牙的天主教意識從1930年代以來一直處于激烈的變化過程中：在1960年代的第二屆梵蒂岡會議后，整體而言，教會已經自由化了，西班牙天主教的諸多重要部分接受了西歐的基督教民主主義。西班牙教會不僅發(fā)現基督教與民主之間并沒有必然的沖突，而且日益扮演了人權倡導者和佛朗哥獨裁政府批評者的角色。［9］這一新意識反映在天主教的世俗技術官僚的主業(yè)社團（Opus Dei）運動中，他們中的許多人在1957年后進入了行政部門，并且深入參與了后來的經濟自由化。因此，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時，他政權中的許多重要部門已經準備好接受一系列談妥的“協定”的合法性，由此不動聲色地就廢除了佛朗哥所有重要的制度，使反對派合法化，其中還包括西班牙共產黨，以及允許選舉產生一個制定一部完全民主的憲法的制憲議會。如果舊政權的重要成員（至為重要者當數國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不認為佛朗哥主義是民主歐洲的一個時代錯誤，并且這是一個西班牙在社會和經濟層面都愈益與之相像的歐洲，這樣的轉型就不會發(fā)生。［10］佛朗哥政權的最后一次議會（Cortes）做了一件令人矚目的事情：它在1976年11月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法律，該法律規(guī)定下屆議會由民主選舉產生，此舉實際上無異于自殺。就像葡萄牙一樣，西班牙人民作為整體支持民主的中間派，奠定了民主制的基礎，他們先是強力支持1976年12月的公民投票、贊成民主選舉，然后在1977年6月平靜地選舉蘇亞雷斯領導的中右派政黨組閣。［11］

希臘和阿根廷分別于1974年和1983年轉向民主制，在這兩個國家中，軍隊都不是被迫交出權力的。相反，他們讓位給文職政府是由于內部產生了分裂，這也反映出他們喪失了對自己的統(tǒng)治權利的信念。像葡萄牙一樣，對外關系上的失敗是直接原因。1967年掌權的希臘軍方從未在民主之外尋求合法性的基礎，他們只是聲稱自己在為“健康”和“可持續(xù)”的政治體制的復位鋪路。［12］軍人政權因支持希臘裔的塞浦路斯人與大陸統(tǒng)一的要求，導致塞浦路斯被土耳其占領，并且有引發(fā)全面戰(zhàn)爭的可能，這讓它喪失了信譽，從而變得不堪一擊。［13］ 1976年，阿根廷的軍政府從總統(tǒng)伊薩貝爾·庇隆（Isabella Perón）手中奪取政權，其主要目標是清除阿根廷社會的恐怖主義；它通過殘酷的戰(zhàn)爭完成了這一目標，但也因此喪失了自身主要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軍政府入侵?？颂m/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決策，挑起了一場不必要的且最終也未取勝的戰(zhàn)爭，從而足以讓自己在人民中間喪失信譽。［14］

還有些其他情形，強硬的軍人政府亦無力應對社會和經濟問題，令前任民主政府喪失了合法性的正是這些問題。1980年，秘魯面臨著一場急劇嚴重的經濟危機，弗朗西斯科·莫拉萊斯·貝穆德斯將軍（General Francisco Morales Bermudez）領導的軍人政府，發(fā)現自己無力應對一系列的罷工和棘手的社會問題，遂把權力移交給文職政府。［15］巴西軍人在1968—1973年主持政權期間，曾使經濟有了令人矚目的增長，但是，面對著世界石油危機和經濟衰退，巴西的軍人統(tǒng)治者發(fā)現自己并不具有經濟管理的特殊才能。此時，最后一位軍人總統(tǒng)若奧·菲格雷多（Jo?o Figueiredo）辭職下臺，讓位于一位民選產生的文人總統(tǒng)，軍政府中的許多人由此松了一口氣，他們甚至為自己曾犯下的錯誤感到羞恥。［16］烏拉圭的軍人最初是通過發(fā)動一場“骯臟戰(zhàn)爭”奪取政權的，他們鎮(zhèn)壓了1973—1974年的民族解放運動圖帕馬羅斯（Tupemaros）起義。然而，烏拉圭是一個具有較為濃厚的民主傳統(tǒng)的國家，或許正是因為這一傳統(tǒng)，烏拉圭軍人試圖在1980年通過公民表決來使其統(tǒng)治制度化。結果，它失敗了，并于1983年自動下臺。［17］